建兴十五年注定是多事之秋。
自去年曹魏在陈仓战线遇挫之后，洛阳被迫发布了新一轮的强征兵役的政令。
曹魏财政面临进一步的压力，有人提出再次加税，被曹叡强压住。
在巨大的外部矛盾下，二月中旬，洛阳高调宣布设立太府寺，统管天下商贸。
太府寺暂由曹魏大司农崔林统管，魏廷开始拟定《大魏商社管理条例》。
至此，改革之风，终于从益州吹到了洛阳。
与改革一起到洛阳的还有造纸术。
献上造纸术不是别人，竟是凉州大都督曹爽。
这让曹叡兴奋得一晚上没有睡好觉，可惜
刘邵的建议让曹叡无话可说：一旦朝廷大量造纸，对孙吴的购买需要下降，势必摧毁孙权心中最后的需求。
到时候，孙权大概率会提兵十万，再临合肥。
曹叡自然不惧孙权，可是现在关中战局打成这样了，孙权再在东线插一腿，曹叡估计又睡不着觉了。
所以，曹叡决定暂时放弃造纸。
但阳谋的可怕之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李衡可不止将造纸术给了曹爽一个人，他给曹爽，是希望能增加曹爽在魏国的政治筹码。
但他让人把造纸术传到了魏国民间。
这种暴利，很快一定会被地方大族盯上，然后在地方大量造纸，最后被京师高官盯上。
只要有巨大的利润空间，造纸将如同洪水猛兽一样席卷整个魏国。
曹叡？
他只是皇帝而已，能在大势面前强行摁压吗？
建兴十五年年初的变动不仅仅只是曹魏。
几乎是同年同月，孙权在建康设立太府寺，由孙吴大司农刘基统管，并且也颁布了《大吴商社管理条例》。
孙权的这一举动，无疑是想加强对魏国的纸张输出，以及去年吴商在江州失控事件。
李衡的商社管理条例中不仅仅有股份制这种利益分配制度，还有对商社的具体管理策略。
例如商社登记政策，没有太府寺登记的商社，都是违法的，需要缴纳巨额罚款，然后限期一个月之内在地方官府登记。
最后汇总到太府寺，太府寺派人定期到地方巡查核实。
所有的政策都离不开拟定、颁布、执行、监察、修正。
太府寺几乎走出了一个闭环。
不仅如此，孙权还在武昌和建康分别设立了织造司。
至此，三国进入改制期。
新的平衡出现。
当然，在这个月，政坛上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司马懿的回归。
二月中旬，司马懿重新回到军政界，在洛阳集结两万大军北上，曹叡还命令毌丘俭在幽州再征调两万兵马，统一由征北大将军司马懿指挥。
司马懿的回归看似远离了三国核心战场，但却表明曹叡弱司马的失败。
在诸葛亮的
为此，司马懿被罢免大都督一职，在家中蹲了一年多。
看似合理地罢免，背后其实隐藏的是曹叡削弱托孤重臣的政治智慧。
可到了建兴十五年，公孙渊在辽东势大，面临多线威胁，曹叡不得不再一次依靠司马懿。
在大时代滚滚往前的时候，益州的改制却已经从刚开始浅显的商业模式创新，转入到了土地改革的深水区。
有郪县卢氏父子杀人案为导火索，益州即将引来一场腥风血雨。
二月十九日，常博的人头开始在蜀郡传首。
卢氏父子的人头则送回郪县，挂在了城头上，引来无数人的围观。
到了二十日，常博之死在蜀郡和巴郡传开，引起了朝野轰动。
尤其是传到江原，江原常氏的怒火开始燃烧起来。
到目前为止，成都的朝堂上对于常博之死，却显得格外的平静。
许多官员仿佛完全没有听说过这件事一样，照样的上朝，照样的处理公务，照样的下朝。
直到二十三日，刚刚抵达郪县没有几天的信任县令黄崇，在翻阅了衙门大量的文书后，调动衙门所有的人员，分头开始干一件事：拿着鱼鳞册，量田！
不是测量一家，而是郪县所有的大户全部测量。
并且每一个参与量田的吏员，都有一批禁卫军陪同。
那些禁卫军披着甲，拿着弩弓，佩戴环首刀，环视左右。
这件事在半天之内就传回了成都，一时间，成都朝堂上下的气氛变得更加诡异的死寂。
在这种诡异的气氛下，大将军府对黄崇的行为表态：倡议各郡县向黄崇学习！
二十三日傍晚，马颙急匆匆回来，向李衡呈递了一份密信，是巴郡太守王彭的信。
“王彭答应将所有的田全部交给朝廷。”李衡看完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