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劳烦张知府亲自监督一下贵府的军士，免得出现紕漏。”
张尧佐有些疑惑地看向陈旭，但终归是职责所在，和赵暘打了声招呼便先行离去了。
待其走远后，赵暘似笑非笑地问陈旭道：“陈御史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讲么？”
“让赵正言见笑了。”陈旭拱拱手，目视著张尧佐离去的背影道：“近些年来，儘管科场舞弊事件仍时有发生，但朝廷监管力度一年增过一年，此次我被官家任为主监官，心中亦是忐忑不安，生怕我主持下的科举亦发生重大舞弊事件，到时候官家问责不说，各人脸上都不好看当然我並非说赵正言，而是怕走的那位，除了官家，如今朝中也就赵正言能约束他了。”
赵暘本下意识要替张尧佐说两句，但又想到这廝疑似已提前弄到了试卷，也就不好意思再做什么保证，点点头道：“我会看著他，不至於给陈御史与诸位同僚造成麻烦。” “多谢。”陈旭拱拱手，隨即摇头道：“张知府某些举动，其实我也略有耳闻，但影响不甚大，故我也不愿扩大事態我查过石布桐所择科目，乃进士科，这可不是靠某些手段便能取得成绩的科目”
据他向赵暘的解释与介绍，大宋此次此次省试亦分有不同科目，诸如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明经、明法、明字、进士等。
所谓九经，即唐朝定下的九部儒家经典；五经则是西汉时確定的五部儒家经典；开元礼是唐朝修纂的一部大型礼书，也可以看成是实用礼学的专科考试；三史指《史记》、两《汉书》和《三国志》，可以理解为史科的专科考试；三礼指十三经当中的《周礼》、《仪礼》和《礼记》，可以看成是礼学理论的专科考试；三传指《左传》、《公羊传》和《榖梁传》，可以看成是经部史书的专门考试；明法是法学考试，明字是字学考试。
而其中最有分量的，就当数明经科与进士科：明经指全部经书的统考，而进士则要求学子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更侧重於文采及举子的个人政见。
讲述期间，鑑於科场上已开始正式考试，陈旭索性取了一份进士科的考卷给赵暘过目。
赵暘接过一看，暗暗咋舌。
只见这份考卷，开头是较为常见的“帖”，又称“帖经”，有点类似於后世的填空题，只不过默念的段落更长些，范围为《论语》，大概有十题左右，其中大多都是赵暘耳闻能详的，但也就较为冷僻的，属於死记硬背的部分。
第二类考题则为“墨义”，范围为《春秋》与《礼记》，举子要以一句题目默写出整段內容並表明其出处，甚至还要做出答解，剖析利弊，难度可谓是提升了一级。
第三类则为“时务策”，即就当前大宋国情提出个人政见，这已经完全不在死记硬背的范畴，同样也是进士科占分比较大的部分。
除此以外，考卷还要求举子写诗、赋、论各一首，毫无疑问是为了考验举子的文采。
似这等考卷，提前偷窥试卷的意义確实不大，除非有他人代笔，问题是，代笔之人能若考中，其早就去参加科举了，怎么还可能替他人代笔？因此进士科的舞弊，歷来大多是监考官员替应考举子代笔。
这事在二三十年前仍颇为常见，不过自真宗及当今官家屡次严令禁止，並且不允许应考举子再称呼监考官为老师，这事也就慢慢消失了，个別现象仍有，但多是监考官员抹不开人情，而张尧佐自然是不具备这种条件，他在朝中的名声比赵暘还差。
更要紧的是，省试过后还有官家亲自主持的殿试，而到时候考的基本都是“时务策”，甚至不乏对辽国、西夏的国策，除非这也能找人代考，否则一旦被官家发现蹊蹺，后果更加严重。
也难怪陈旭不愿事態扩大。
在仔细阅览了一遍考题后，赵暘不禁感慨道：“想不到进士科的考题如此困难，若要我来考，帖经我能答出七八题，墨义的话，估计答出二三题都难，诗词赋就不用多说了，我都不擅长”
“但赵正言强於时务策呀。”陈旭恭维道：“旁的不说，时务策赵正言必能取得高分。”
“陈御史太抬举我了。”赵暘轻笑摇头，未將陈旭的奉承信以为真。
二人聊了片刻后，陈旭便借职责之便，领著赵暘前往科场。
所谓科场，即举子应考的廊廡间，通俗说即是一个个格子间，狭小的屋內仅摆有考桌、凳子及一个木桶，条件非常之差，一旦举子进入开始答题，三五日內不得擅离，吃喝拉撒都在这狭小的隔间內，甚至连床铺都没有，睏乏了便披上衣物伏於桌上歇息片刻。
而隔间外有开封府军士巡逻，偶尔监考官也会来巡视，若考子有何需要，也可以告知军巡士及考官，包括嘴馋想点一份“外卖”——並非玩笑，汴京城內大小酒楼都有相应业务，有专人送饭菜到城內各处，甚至於考究的，连餐具都是银制的，有专人来取回。
总而言之，只要有钱，那些酒楼就会派人將饭菜送至制定的各处，科场亦不例外。
而科场也不禁止此事，只要送餐、取餐人员接受搜身检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