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通过决议，决定由英国人李顿爵士率英美法德意等五国代表组成调查团，实地调查事变情况。”胡振华先是比较平静的说这句话。
可是，突然就想到了什么一样，愤怒的走到阳台散心。“可直到现在调查团都没有抵达中国。”
“其实国际联盟只不过是英法为了维持自己的利益牺牲别的国家的工具罢了。”江婉婷也站了起来。
贺关霖和严煜裴听三个人说了那么多也是十分无奈。
“老爷还在楼下和聊着天，我们要下去吗？”严煜裴悄悄问贺关霖。
“不了吧，我们两个就在楼上待着就行。”
正如顾裕华等年轻人聚在一起从他们的角度来判断局势一样。
总的来说，在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的忍痛含愤，诉诸国联，不作抵抗，是典型的弱国无外交，也是对严峻局势的估计不足，对日本的侵略野心警惕不够，政治、军事、外交上的应对软弱无力。
面对日本侵略，把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寄托在国际联盟的调停和列强各国的干涉上，反而对民众自发组织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进行压制。
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恶果，使日本的侵略欲望更加膨胀，肆无忌惮地扩大侵略战争，明目张胆地为其侵略行为诡辩。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日本人的侵略脚步，见到南京国民政府如此，日本紧接着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并扶持了溥仪作为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
同时，日本继续对中国进行进攻，1933年1月进占山海关。3月，热河沦陷，日军继续向长城各口大举进攻，中国军队奋起进行长城抗战。
再往后，日本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用建立伪满洲国的方法将华北从中国版图上分离出去。
“九·一八”事变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发生在中国东北的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它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国家在世界上点燃的第一把侵略战火，它的爆发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的揭开，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
九一八事变及时向全国人民敲起警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越来越成为华夏儿女的共识。
在民族危机感逐步加深的过程中，民族责任感也迅速提高，并付诸实践；许多爱国知识分子积极发表政见和主张，呼吁全国人民“彻底明了国难的真相！”“人人应视为与己有切肤之痛，以决死的精神，团结起来作积极的挣扎与苦斗”，广大民众和各界人士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国共两党是当时中国的两大政党，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民族团结也日益增强，两党的民族使命感迅速增强，有力的促进了两党的再次合作，从东北地区到西北地区，最后发展到全中国，终于开创了团结御侮，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新局面，实现了民族大团结。
顾裕华和江婉婷，胡振华等人所重点关注的和愤怒的国联的行为，是因为国际联盟直到1932年2月才前往中国东北。
调查团到东北前，日本为了欺骗国际舆论，掩盖侵略罪行，策动东北的“所谓独立运动”，成为伪“满洲国”。
国际联盟的调查团到东北后，日本侵略者又捏造各种假象，阻挠调查团工作。
在中国代表顾维钧的多方努力下，东北各界民众通过各种渠道给调查团寄送了大量信件，揭露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阴谋和武力扶植伪“满洲国”的内幕，使调查团了解了一些真实情况。
国联调查团在东北进行了总共6周的所谓实地调查，起草了共14万多字的调查报告书。报告书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阴谋有一定的揭露，对九一八事变真相的若干部分也予以承认，认为伪“满洲国”不是“由真正及自然之独立运动所生产”，而是“日本军队之在场及日本文武官吏之活动”的结果。
但总体上看，调查报告书模糊是非、混淆黑白，暴露了西方列强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绥靖政策。
尤其是提出非常荒谬的建议，主张中日两国都撤出在中国东北的军队，把中国领土东三省由西方列强共同管理。这一行为体现了西方列强企图从中得利的丑恶嘴脸 。
调查团报告书公布后，国民党政府表示“原则接受”。日本驻国联代表松冈洋右在国联特别大会通过报告书后恼羞成怒，退出会场。日本政府以抗议报告书为由宣布退出国际联盟。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一出笼，全国人民表示强烈反对。1932年10月6日，中共发出通电，指出这个报告书“公开地最无耻地宣布了瓜分中国的新计划”，号召全国民众武装起来，“以革命的民族战争，来撕碎李顿的报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