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的新街口，确切位置在现在的金陵中华门东侧。
这一区域在1937年属于金陵城墙内的居民区，靠近中华门瓮城，是日军入城后实施暴行的重点区域之一。
拉贝的汽车急刹在中华门东侧的废墟前，浓烟正从炸塌的民房梁柱间渗出。
马吉的摄像机刚开机就剧烈晃动，他被眼前的惨烈惊呆了，几乎拿不住摄像机。
镜头里，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被压在断裂的屋梁下，左腿呈诡异角度扭曲。
他身旁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小女孩，手里还攥着小块沾满砖灰的米糕，那是灾难降临前最后的甜蜜。
见有人过来，男孩豆大的泪珠混着额头的血水滚落，眼睛里写满了惊恐。
红十字会长许传音痛苦万分地蹲下身子，用自己的外套给寒冬中的小男孩披上：“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来救你的。”
小男孩将信将疑地看了眼拉贝、马吉等洋人，还是选择伸长手臂指向身旁，却让压着的木梁又陷深几分，疼得小脸煞白。
“救我妹妹！”
“她怎么了？”
“那些人拿刺刀戳她，求你们救救她吧！”
许传音温声道：“好，好，放心孩子，没事的。”
他在寒风中忍不住掉下泪来，引得现场观众的抽泣声也越发地大了。
马吉仍旧颤抖着手摄像留证，韩湘林按照拉贝的吩咐叫人过来帮忙，后车在巷口等鬼子离开才敢开进来。
这会儿大家都一拥而上，将断壁残垣下的兄妹救出，紧赶慢赶回到鼓楼医院。
拉贝和魏特琳在门前相遇，后者听说连孩子都惨遭毒手，又是一阵精神恍惚。
西方观众们看到摩尔扮演的魏特琳，习惯性地想在胸前划十字又戛然而止的模样，心里都是五味杂陈。
这是前面魏特琳跪地祷告无果后，第二次暗喻她信仰动摇的细节了。
王小帅在心里暗暗思忖，这应该是导演路宽继通过苏珊，对西方社会的傲慢与偏见的批判之后，又一个关于信仰话题的驳斥。
马丁·斯科塞斯自然也捕捉到了这个细节，他被称为“电影社会学家”，对好友路宽的这些讽喻一看便知。
事实上，在奥斯维辛等残酷惨烈的二战灾难之后，西方社会的信仰也是经历了很大动荡的。
奥斯维辛的神学家幸存者西奥多阿多诺直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上帝是不存在的。
包括1966年的《时代》周刊封面以“上帝死了吗？”为题，总结战后神学思潮，引发了全民辩论。
鼓楼医院的急救室塞满了人，刚刚救回来的男孩被送进了手术室，必须要截肢才能存活。
小女孩伤势相对较轻，威尔逊掀开她的薄薄的衣衫下摆开始救治，三道触目惊心的刀伤已经开始结疤。
现场只有许传音是中国面孔，他颤抖着伸出手，轻轻抚摸着女孩被冷汗浸透的额头。
女孩约莫八九岁，瘦小的身躯裹在染血的粗布衣衫里，枯黄的发丝黏在苍白如纸的脸颊上，一双本该清澈的大眼睛里布满血丝，瞳孔剧烈收缩着，仿佛还倒映着那场人间炼狱。
“小囡，你家里发生了什么，能跟我们讲讲吗？”
牧师马吉把摄影机开机，凑近了些想要拍摄，床上小女孩的身体突然剧烈扭动。
“不要杀我！不要！”
女孩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瘦弱的身躯像受惊的小兽般蜷缩成一团。
她疯狂挥舞着双臂，指甲在许传音的手背上抓出道道血痕，却仍死死盯着那个“枪口”，浑身战栗如筛糠。
银幕上的魏特琳和台下的观影者们一起放声痛哭起来，她冲过去抱住了女孩，拿带着口音的汉语耐心地安抚她。
这位华小姐跪坐在染血的床榻边，将女孩颤抖的小手轻轻拢在自己掌心，又掏出一块桂撕开塞进她的嘴里。
也许是嘴里的甜叫她放松了警惕，也许是在这个胖胖的阿姨怀里给了她安全感，小女孩开始讲述几乎被日寇灭门的遭遇。
“我。。。我叫夏淑琴。”
“中午有人敲门，爸爸去开门，一看是日苯兵还没来得及说话就被开枪打死。。。”
镜头给到牧师约翰·马吉的手持摄影机，在他的镜头里，小女孩夏淑琴的哭诉慢慢定格。
已经被此前几个绝妙转场征服的观众们驾轻就熟，看着刚刚病床上的女孩，变成了眼前六十多岁的老人。
刘伊妃扮演的张纯如就坐在她的身边，拿着笔记本艰难地记录着。
至此，王小帅算是读懂了导演路宽的叙事节奏。
从长江上的血日开始，在这一整个讲述真实“大屠杀历史”的长段剧情中，他先是着重描绘了日军的残忍、暴虐、狡诈、伪装。
再通过各种递进的电影叙事，把鬼子的形象和历史场景钉在观众脑海里的同时，通过这样一个转场，来证明叙事的真实性。
通过张纯如采访的真实幸存者，通过约翰·马吉记录的真实影像资料。
大银幕上夏淑琴老人掀起自己的衣襟，露出的三道一模一样的刀疤，和吉镜头中的老照片如出一辙。
历史，不容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