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初，在古德里安等少数欣赏他的教官推荐下，以及其“特派军事观察员”身份的持续作用，程廷云获得了进入柏林高等参谋学院（kriegsakadeie）深造的机会。
与波茨坦军官学校强调基础战术和纪律不同，柏林高等参谋学院是德军真正的“大脑”锻造厂。这里培养的是未来的总参谋部精英、战役军团指挥官。入学门槛极高，课程极其艰深，保密要求严格。程廷云能进入这里，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德国军方开始对这个思维敏锐、见解独到的东方军官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
柏林高等参谋学院位于柏林市中心一栋庄严肃穆的古老建筑内，气氛比波茨坦更加凝重、内敛。学员皆是德军各部队百里挑一的精英军官，年龄多在三十岁以上，军衔至少是上尉。程廷云这个年轻的外国少校（他保留了上校军衔，但在德国环境里，军衔对应关系复杂，常被视为校官级别）夹杂其中，显得尤为特殊。他感受到了更深的审视和更无形的隔阂。这里不再有波茨坦那种表面的好奇，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基于实力和智慧的、更加苛刻的评判。
课程的核心是战役学（operative kunst）和战略学（strategie）。地图作业、兵棋推演、想定作业构成了学习的主体。巨大的作战地图铺满桌面，各种颜色和符号代表敌我双方数以十万计的军队、复杂的后勤补给线、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教官们（往往是现役或退役的高级参谋）提出的问题刁钻而宏大：如何组织一次集团军规模的进攻战役？如何在兵力劣势下实施战略防御？如何评估战争潜力？如何协调陆海空三军（虽然此时德国空军受限）？
在这里，程廷云遇到了另一位深刻影响他的人物——埃里希·冯·曼施坦因（erianste）。曼施坦因当时己是崭露头角的参谋军官，以其缜密的逻辑、非凡的想象力和对“机动作战”精髓的深刻理解而闻名。他主持的“战役计划制定”课程，让程廷云受益匪浅。
一次复杂的想定作业：德军（蓝方）在东线面临优势苏军（红方）进攻，如何稳定战线并伺机反击？大部分学员的方案集中于加强正面防御，或策划局部的战术反击。曼施坦因仔细审阅着方案，眉头微蹙，显然并不满意。他走到巨大的东欧地图前，手指沿着第聂伯河缓缓移动。
“先生们，”曼施坦因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洞穿迷雾的力量，“当我们被敌人的优势兵力压迫时，把目光仅仅局限在眼前的防线上是愚蠢的。防御的艺术，在于创造性地利用空间和时间，在于让敌人的力量为我所用。”他的手指猛地指向地图上一个看似远离主战场的点——克里米亚半岛的彼列科普地峡（perekop isth），“这里，是红方漫长补给线的咽喉！如果我们能集结一支强大的装甲突击集群（哪怕暂时削弱部分正面防御），从这里，”他的手指划出一道凌厉的弧线，首插苏军深远后方，“实施一次大胆的、远距离的侧后突击！切断其主力集团与后方的联系！那么，整个战场的态势将瞬间逆转！进攻的敌人，将立刻陷入混乱和恐慌！这比在正面死磕十次战术反击都有效！”
这就是曼施坦因日后名震天下的“镰刀计划”（sichelsittpn）的雏形！其核心思想——间接路线（i approach）、打击重心、利用空间换取决定性优势——深深震撼了程廷云。这与古德里安的装甲突击理念相辅相成，一个提供了“矛”的形态和力量，另一个则提供了运用这柄“矛”进行致命一击的绝世功法！
程廷云在提交的作业中，不仅赞同了曼施坦因的大胆构想，更结合中国可能的战场环境（如华北平原、江南水网、西南山地），分析了实施此类深远迂回突击面临的特殊困难（地形复杂、道路条件差、缺乏制空权、后勤保障能力薄弱），并提出了针对性的预想解决方案，如加强工兵开路能力、发展骡马化/轻型摩托化后勤、重视地方游击队对敌后的袭扰配合等。他的分析，既有对德国先进理念的深刻理解，又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土壤，让曼施坦因也为之侧目。
“程少校，”曼施坦因在一次课后单独留下程廷云，语气中带着难得的赞许，“你对空间和机动性的理解，以及对非理想战场条件的考量，非常务实。战略的精髓在于因地制宜。你的国家幅员辽阔，地形复杂，这既是防御的困难，也可能是实施机动防御和反击的巨大优势。关键在于，如何培养出具备高度机动性和独立作战能力的战役军团。” 这次交流，让程廷云对如何在广袤中国大地上进行一场“以弱胜强”的卫国战争，思路更加清晰。他脑海中“弹性防御”、“机动歼敌”的理论体系开始加速成型。
除了顶尖的军事理论，程廷云在柏林高等参谋学院更深入地接触到了德军总参谋部高效运转的核心秘密——任务式指挥（auftragstaktik）。这与中国军队（包括国民党军）普遍存在的、依赖上级事无巨细指挥的“命令式指挥”（befehlstaktik）截然不同。
教官们反复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