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到自己毕生的理想被以如此宏大的手笔付诸实践后，那种难以抑制的激动，以及对这惊人成果的审慎。
奏疏的内核内容呈现眼前数月来的一个关键性成果。
其一，为“北方诸省，新作物试种皆获大成”。
“臣等遵陛下圣谕，集成陛下早先于北方五省所设之秘密农庄，以新立之“农学院’名义，统一调度，旨在探明已在闽粤流传之土豆’与“番薯’二物，于不同水土、不同旱情下的生长极限，以为国策之凭据。”
朱由检翻开了最上面那份由徐光启亲自执笔的总结性奏报。
“初，此二物之试种于各省推行，皆遇阻力。所募农人见此南来之物，或言其喜湿喜暖，难耐北地风霜；或言其形貌怪异，恐败坏地力。
然各处试种官吏、弟子，皆严循陛下数年前便已密授之深耕、垄作、重施基肥’六字口诀，分地块精细调控水肥，日夜记录，不敢有丝毫懈迨。”
“至六月下旬，各省捷报纷至沓来！其藤蔓于旱风烈日下依旧疯长，掘土之时，所在官民无不为之震动！其景象—令臣虽身在京师，亦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那份骇然动容，继而狂喜！”
朱由检的呼吸微微一滞，目光被那串汇总后用朱笔圈出的数据牢牢抓住。
“禀陛下！据各省实地丈量、称重，综合上报：山东近海湿润之地，土豆亩产最高者达二十六石！即便是今年已现大旱之兆的陕西，其贫瘠沙地之上，土豆亩产亦稳在七石以上！番薯长势更盛，其根深扎，于龟裂之地掘出，依旧累累如卵。河南农庄报，其极限亩产，竟达二十八石之巨！”
二十八石！
朱由检的手指在御案上因极度的振奋而微微蜷曲，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此时的大明北方，小麦亦或者是水稻，一亩两石已算丰年，寻常旱地不过两石上下！
徐光启在奏疏的最后，用几乎颤斗的笔触写道：
“陛下！此二物之功，不在于与五谷争夺良田，而在于其能变天下瘠地为粮川！山陵、沙地，乃至贫瘠之坡地皆可存活！尤为可贵者，其根系深扎，极耐干旱，纵遇狂风冰雹亦不至绝收。
臣窃以为，陛下之深远布局，今终见其功，此功，远胜屯兵百万！”
朱由检反复看着那些来自不同省份、却指向同一奇迹的文本，胸中一股热流激荡。
陕西、山西的旱情奏报再次如雪片般飞来，更凶猛的天灾已然亮出了獠牙。
而这一叠厚厚的奏报，就是他敢于直面这场滔天大灾的底牌之一。
其二，为“京选一号’育种计划之激活”。
徐光启的笔调复归平稳与严谨：
“臣亦不敢或忘陛下优中选优，代代筛选’之圣训。臣等已在京畿之南，辟出上等水田三百亩，以为“育种之田’。此田四周皆挖深沟，以防外来花粉飘入。臣遣弟子遍访南北，收集占城稻、御稻、辽东耐寒稻种、乃至山野间发现之野生稻种，共计一百二十七种，分区划块，一一竖牌标记。详录其发芽之日、分蘖之数、抽穗之时、抗病之性、抗倒伏之力，凡有所得，无不加载专册。”
“今夏，已依陛下所授“去雄授粉’之法，择其中最优者十数种，略作尝试。然此事关乎天道自然，人力所能干预者有限，非一朝一夕之功。臣与农学院同仁，已订立章程，每年筛选最优之稻株，留其种，来年再行播种，再行筛选。
此法若能坚持三至五年，臣有把握，必能培育出一株性状稳固，远胜当今任何稻种的皇明宝禾’！
陛下尝言，此事乃千秋之利，纵臣此生不能得见其成，亦当为后人奠定此根基。哪怕三五年不成，十年、二十年，亦必为之！”
看到“十年、二十年”这几个字，朱由检一直紧绷的嘴角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意。
这才是他所倚重的徐光启，一个真正的格物致知的学者！
不急功近利，不媚上邀功，一步一个脚印，为的是一个可以预见的，更加宏伟的目标。
其三，为“《农政新编》首卷之完稿”。
奏疏末尾提及，一部全新的，旨在指导实践的农学书籍已在编篡之中。
第一卷专门阐述土豆、番薯的种植方法，以及朱由检口授的“保水耕作法”即用地里的稻草、麦秸等物复盖在田垄之上，以减少烈日下的水分蒸发，此乃后世地膜复盖技术的原始雏形。
全书皆用通俗易懂的白话行文，并配有大量由画师精心绘制的插图，力求让识字不多的农人也能一看就懂，上手即会。
“臣请陛下圣裁，此书是否可立即交付司礼监刊印，颁行天下？”徐光启在文末郑重请示。
朱由检将这份沉甸甸的奏疏轻轻合上，小心翼翼地放在御案一角。
他的脑海中，清淅地浮现出一幅画面：那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正带着一群满身泥土，朝气蓬勃的年轻弟子，在京畿的田间地头，顶着炎炎烈日，弯着腰，仔细地测量着株高，记录着数据，为了一个从未有过的丰饶未来奉献着自己全部的光与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