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存在” 的观点相契合。萨特曾提出 “存在先于本质”，认为人没有预设的本质，而是通过自由选择与行动不断创造自身的本质；而《玩嘢》中的 “心”，正是人自由选择与创造的核心，人通过 “心” 的 “给予” 与 “玩耍”，不断构建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创造自身的存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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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思的表达来看，《玩嘢》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没有将哲学命题直接 “翻译” 为诗歌语言，而是将哲思融入语言的肌理、意象的建构与情感的流动之中，实现了哲思与诗性的完美融合。正如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所言：“哲学求真，艺术求美，而诗歌则是真与美的结合。”《玩嘢》正是以 “玩” 这一充满生活气息的意象为纽带，将抽象的哲学思考转化为具体的诗性表达，让读者在感受语言魅力的同时，也能体会到哲思的深度，实现了 “以诗载哲”“以哲润诗” 的双重效果。?
三、方言诗学的突破与传承：《玩嘢》在当代诗歌语境中的价值?
在当代汉语诗歌创作中，方言诗歌始终面临着 “传承” 与 “突破” 的双重命题：如何在保留方言文化特色的同时，避免陷入 “地域主义” 的狭隘；如何在运用方言进行创新表达的同时，实现与更广泛读者的情感共鸣。树科的《玩嘢》以其独特的创作实践，为方言诗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其价值不仅在于对粤语诗歌传统的传承，更在于对当代方言诗歌创作边界的突破。?
从传承的角度来看，《玩嘢》深度扎根于广府文化的土壤，是对粤语诗歌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粤语诗歌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明清时期的粤讴、龙舟歌，到民国时期的粤语新诗，再到当代的粤语诗歌创作，始终以其独特的语言风格与文化内涵，成为中国诗歌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的粤讴，多以粤语口语创作，内容贴近民生，情感真挚，如招子庸的《粤讴》，便是以粤语描绘民间疾苦与男女情爱，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民国时期的粤语新诗，则在借鉴西方诗歌形式的同时，保留了粤语的语言特性，如陈残云的粤语诗，既具有现代诗歌的先锋性，又不失广府文化的鲜活气息。《玩嘢》继承了粤语诗歌 “口语化”“生活化” 的传统，以粤语口语为创作语言，内容贴近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避免了方言诗歌可能出现的 “文化猎奇” 倾向。同时，《玩嘢》又超越了传统粤语诗歌的题材局限，将目光从 “民间疾苦”“男女情爱” 转向 “世界本质”“认知方式” 等更宏大的哲学命题，为粤语诗歌注入了新的思想内涵，实现了对粤语诗歌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从突破的角度来看，《玩嘢》打破了方言诗歌 “地域局限性” 的魔咒，实现了 “地方性” 与 “普遍性” 的有机统一。长期以来，方言诗歌因其语言的地域性，往往被视为 “小众诗歌”，难以获得更广泛读者的认可；而《玩嘢》则通过对 “人类共同命题” 的探索，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实现了与不同文化背景读者的情感共鸣。诗歌中所探讨的 “如何认知世界”“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心灵的自由与超越” 等命题，是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困境与思考方向，无论读者是否熟悉粤语，都能从诗歌中感受到这种普遍的精神诉求。同时，诗人在运用粤语时，并未刻意追求 “方言的陌生化”，而是通过简洁、通俗的粤语表达，让不熟悉粤语的读者也能通过上下文理解诗歌的大意，这种 “以地方性语言表达普遍性命题” 的创作方式，为方言诗歌的 “出圈” 提供了新的可能。?
此外，《玩嘢》对当代诗学的贡献还在于，它重新定义了 “方言” 在诗歌中的功能 —— 方言不再仅仅是 “文化符号” 或 “地域标识”，而是成为诗歌思维的重要载体，是诗人认知世界、表达自我的独特方式。在《玩嘢》中，粤语不仅是一种语言工具，更是一种思维方式 —— 粤语的语音、词汇与语法特性，塑造了诗人独特的认知视角，让诗人能够以更本真、更鲜活的方式看待世界。这种 “方言即思维” 的创作理念，打破了通用语对诗歌思维的垄断，为当代诗歌提供了更多元的思维路径。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语言不仅仅是表达工具，更是思维本身。”《玩嘢》通过粤语所展现的，正是一种与通用语思维不同的 “诗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更注重体验、注重情感、注重个体的独特感受，为当代诗歌的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在全球化与同质化日益加剧的今天，《玩嘢》的创作实践还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 它以方言诗歌的形式，守护了文化的多样性，抵御了语言与文化的同质化危机。方言是地域文化的 “活化石”，承载着特定文化群体的历史记忆、生活习惯与精神信仰；而方言诗歌则是方言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诗歌的艺术形式，让方言文化得以传承与发展。《玩嘢》通过对粤语的创造性运用，让广府文化以一种更具艺术性、更具感染力的方式呈现出来，不仅让广府人感受到自身文化的魅力，也让其他文化背景的读者了解到广府文化的独特内涵，实现了文化的交流与互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