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到个体叙事的转化。"炎黄厚土"作为集体记忆的符号，在诗中转化为"龙心"的个体体验。这种转化策略与鲁迅《故乡》"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现代性思考形成对话，但更多了份地域文化的温度。
九、比较的视野：岭南诗学的独特性
将《龙人》置于岭南诗学传统中考察，其独特性愈加凸显。与廖仲恺兄长廖凤舒的粤讴创作相比，树科更注重现代诗形的建构；与何淡如的无情对相比，其诗作具有更完整的叙事结构。这种创新并非无根之木，而是扎根于岭南"重商尚智"的文化土壤——"五洋屋企"的商业空间与"龙心"的精神空间形成互补，体现了岭南文化的实用理性与超越精神的统一。
在当代汉语诗坛中，《龙人》的方言写作策略具有启示意义。当多数诗人沉迷于语言实验时，树科选择回归地域文化基因，这种"向下扎根"的写作姿态，与海子"面向大海，春暖花开"的"向上飞升"形成有趣对照。两种路径并无高下之分，但岭南诗学的独特价值正在于其文化根脉的深度。
从世界诗学视野看，《龙人》的创作策略与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地方性写作"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通过地域文化的深度挖掘，实现了普世价值的传达。但树科的诗作更注重文化符号的转译，这种"本土化全球化"策略，为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写作提供了岭南方案。
十、诗学的未来：方言写作的可能性
《龙人》的创作实践，为方言诗学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其通过"龙"这一文化符号的当代重构，证明了方言并非文化保守的标志，而是创新的动力源。当"飞龙喺天"的意象与丹霞机场的现代景观相遇时，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资源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
诗人对方言词汇的创造性使用，如"嘟喺"、"村度"等，为汉语诗歌的语言创新提供了新路径。这些词汇既保留了古汉语的遗韵，又具有现代生活的鲜活感，这种"活化石"般的语言状态，正是方言诗学的独特魅力所在。
展望未来，岭南方言诗的发展需要处理好三对关系：传统与现代、地域与普世、语言与思想。《龙人》的实践表明，当诗人能够像树科那样，在"龙心"与"人心"之间找到平衡点时，方言诗学就能实现从地域文化到人类文化的跨越。这种跨越不是语言的征服，而是文化的对话——正如诗中"飞龙"与"五洋"的共舞，展现的是不同生存状态的和谐共生。
在丹霞机场的跑道上，《龙人》的诗行仿佛化作升腾的龙影，既带着炎黄厚土的温度，又向着四海的天空伸展。这种"在地性"与"超越性"的统一，正是岭南诗学给予当代汉语诗歌的最珍贵礼物。当我们在诗中读到"好好好！嘟喺龙心度"时，听到的不仅是粤语的声韵，更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