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找她干啥？王老五的事都过去好几年了，别再提了，小心惹祸上身。”
“我就是想帮她一把，”雷杰压低声音，“我听说她日子过得很苦，想给她送点东西。你放心，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觉得她可怜。”
老周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点了点头：“行，我带你去。但你记住，别问太多关于王老五的事，她心里的伤还没好，而且刘富贵的人还盯着她呢。”
雷杰跟着老周，骑着自行车，往镇子最西边的贫民窟走。那里是风岭镇最破败的地方，房子都是用土坯和石棉瓦盖的，低矮潮湿，路边堆满了垃圾，苍蝇嗡嗡地飞。
王老五的家在贫民窟的最深处，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土坯房，屋顶漏了好几个洞，用塑料布盖着，窗户是用木板钉的，连玻璃都没有。
老周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个沙哑的女声：“谁啊？”
“嫂子，是我，老周。”老周的声音放得很轻。
门开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站在门口。她头发花白，脸上布满了皱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衣服，手里拿着一个破篮子，里面装着几个空塑料瓶——她靠捡破烂为生。
“周兄弟，你怎么来了？”女人的声音很沙哑，眼神里带着警惕。
“嫂子，这是我朋友雷建军，”老周指了指雷杰，“他听说你日子过得苦，特意给你带了点东西。”
雷杰把手里的米和油递过去：“嫂子，一点心意，您收下。”
女人犹豫了一下，还是接过了东西，小声说：“进来坐吧，屋里有点乱。”
屋里的光线很暗，只有一盏十五瓦的灯泡，昏黄的光线下，能看到屋里只有一张破床、一个旧衣柜和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几个空碗。女人给他们倒了两杯白开水，水是浑浊的，杯底还有沉淀物。
雷杰没提王老五的事，只是跟女人聊家常，问她身体怎么样，捡破烂辛不辛苦。女人话很少，大多时候只是点头或摇头。
临走时，雷杰看到屋顶的塑料布又破了一个洞，漏雨的痕迹顺着墙壁流下来，在墙上留下一道深色的印子。他指着屋顶说：“嫂子，你这屋顶漏雨，我明天带点材料来，帮你修修吧。”
女人愣了一下，眼泪突然掉了下来：“不用了，我自己能行……”
“没事，举手之劳。”雷杰笑了笑，转身离开了。
第二天，雷杰带着新买的石棉瓦和钉子，来到女人家。老周也来了，帮忙递工具。两人忙了一上午，终于把屋顶修好了。女人煮了一锅红薯粥，非要留他们吃饭。粥很稀，红薯也有点糊，但雷杰吃得很香。
接下来的几天，雷杰只要有空，就会去女人家帮忙——帮她修门窗、整理院子、把捡来的塑料瓶捆好，方便她去卖。女人的话渐渐多了起来，眼神里的警惕也少了几分。
一天傍晚，雷杰帮女人把塑料瓶搬到废品收购站，卖了二十块钱。女人拿着钱，突然拉住他的手，眼泪掉了下来：“雷兄弟，你是好人……俺知道你想问啥，俺跟你说，俺家老五，死得冤啊……”
雷杰停下脚步，轻轻拍了拍她的手：“嫂子，你慢慢说，别着急。”
女人抹了抹眼泪，哽咽着说：“老五是个老实人，就想多赚点钱，给俺和儿子治病。三年前，刘富贵的小舅子龙哥找到他，说有个‘好活儿’，在黑口子挖石灰石，一天给两百块。老五当时病着，急着用钱，就答应了。”
“结果呢？”雷杰轻声问。
“结果才去了半个月，就出事了。”女人的声音颤抖着，“那天下午，俺接到龙哥的电话，说老五在矿上出事了，让俺去领人。俺到的时候，老五已经没气了，身上全是血，矿上的人说他是‘违规操作’，只给了俺两万块，还威胁俺，要是敢对外说，就把俺儿子抓走。”
“当时有没有人看到？”雷杰问。
“有个记账的，好像是矿上的会计，”女人想了想，“他偷偷跟俺说，老五是因为黑口子塌方死的，刘富贵怕被人知道，才说是违规操作。他还塞给俺一张纸条，说上面写着黑口子的位置和刘富贵贪钱的证据，让俺以后有机会就举报。可俺不识字，又怕惹祸，就把纸条烧了……”
雷杰心里一阵惋惜，但也松了口气——虽然纸条没了，但“黑口子”“记账的会计”这些信息，已经能和账本里的线索对上了。那个“记账的会计”，很可能就是知道内情的关键人物。
从女人家出来时，天已经黑了。风岭镇的夜晚很安静，只有远处矿山的机器声隐约传来，像一头巨兽在低吼。雷杰推着自行车，慢慢走在土路上，心里思绪万千。
这几天的底层调研，比坐在办公室里看一百份材料都有用。他不仅找到了黑口子、运输垄断的线索，还接触到了王老五遗孀这样的关键证人。更重要的是，他感受到了风岭镇老百姓的无奈和渴望——他们不是麻木，只是被压迫得不敢反抗；他们不是不想要公平，只是没人敢站出来为他们争取。
走到一个拐角时，雷杰突然看到两个黑影在不远处的路灯下徘徊，穿着黑色夹克，戴着鸭舌帽，时不时往他这边看。他心里一紧，假装没看到，继续往前走。
回到镇政府宿舍时，已经快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