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昶话语中韩镇抚，就是韩成。
当初在灵璧，石山只是付出了一担粮食，便让韩成带着众多乡党，跋涉数百里前来投效。
此后，韩成虽然没能象傅友德、胡大海、常遇春、徐达等人那般光芒四射，却也一步一个脚印，在历次战斗中展现了足够的勇毅和忠诚，能力和可靠早已得到袍泽认可。
由这样一位与庐江本地毫无瓜葛，只忠于石山本人的将领来担任镇抚，统管城防军务，是最合适不过的安排，无人敢有异议。
石山对周昶，则是用其才而防其势。
他虽对周昶在庐江的声望和人脉抱有戒心，但此人有能力、有手腕，更难得的是投降后能迅速调整心态，积极配合。只要将其置于韩成的制衡之下，并适时调离其根基之地，便是可用之才。
“营方公。”
石山话锋一转，带着几分嘉许。
“你在庐江抚军民，促生产，平动乱，政绩阖城军民有目共睹。以你之才，长期屈就于一县之地，实非善待贤良之道。待庐江城防体系初步稳固，我便调你入元帅府担任要职。”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周昶已经断了割据一方的念想，却又不甘心告别仕途，自然渴望能在红旗营中攀得更高位置。
石山这个明确的承诺，无疑为他打开了一条通往权力内核的坦途。
周昶感激涕零，再次深深作揖，言辞恳切道：
“元帅厚爱，下官感激不尽！元帅挥师征战，正是用人之际。下官长子周耽，虽性情顽劣，不堪大用，却也略通文墨，若元帅不弃，或可为一抄写吏，略尽绵薄之力。”
周昶推荐长子入幕元帅府只是委婉的说法，实则是主动遣送质子。
乱世之中，信义如纸薄。
无论是仇成、夏君祥等半路投靠的义军头领，还是执掌一方军政的红旗营要员，都心照不宣地遵循着这条潜规则。
区别只在于，有人心思玲胧，早早将家眷留在濠州大本营；有的比较迟钝，或者暗藏私心，须得“有人”点拨，方才如此做。
唯一的例外，是红旗营内部最大的“杂牌”——合肥军的头领左君弼，不算战败被俘的兄长左君美，其家眷仍都在合肥城中。
石山深知扣押质子绝非万全之策，也不可能因此而杜绝属下背叛。
但若连这点防备的姿态都放弃，那无异于纵容某些人在面临决择时，毫无负担地选择背叛或骑墙。
石山起兵时别无乡党亲族相助，又遭田昌才、柳丰等人背弃，深知自己任何一丝心慈手软，都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刻，导致成千上万追随他的将士和百姓付出鲜血的代价。
红旗营的家底还薄，石山不敢赌人性，也赌不起。
“好！”
周昶识时务，主动送质子，石山也没必要虚伪推辞，当即爽快应下，道：
“明日大军开拔前，我便亲自考校令郎才学。营方公放心，石某用人，唯才是举。若令郎确有真才实学，我必量才而用，绝不枉费你一片苦心。”
石山愿意亲自考校，并承诺“量才使用”，周昶心中石头落地，甚至涌起一丝欣慰。
他早年奔波，疏于照顾家庭，导致发妻早亡，对不成器的长子周耽，一直怀有深深的愧疚。送子为质，本是被迫之举，心中难免不舍。
但此刻，石山的态度却让他看到了一线希望：也许，让儿子离开自己的羽翼，接受石元帅这等人杰的亲自点拨，反而是一条更好的出路？总比在自己身边继续浑浑噩噩要强。
想到这里，那份不舍便被一种复杂的期待取代，周昶声音微颤，带着前所未有的真诚，道：
“元帅以诚相待，信重至此，下官父子，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报元帅知遇之恩！”
次日，石山留下韩成主持庐江军务，叮嘱他与周昶需“军政相济，遇事共商”，又带上一千经过整编的庐江守军，由陈通统领，随捧月卫主力一同开拔，西进舒城。
入城后，常遇春汇报了舒城之战详细经过：
抵达舒城后，他命本部人马分成小股，昼夜不停地轮番佯攻袭扰，舒城墙矮兵少，守军本就人心惶惶，被常遇春疲兵之计折磨得精神几近崩溃，疲惫不堪。
提前潜入城中的赵伯仲等人半夜，袭杀守门兵，打开城门放大军入城，待到城中守军惊醒，常遇春已经突入军营，一箭射杀守将，群龙无首，守城当即就降了。
此战，红旗营仅伤亡十馀人，赵伯仲功不可没。
赵伯仲之前做了两年水匪，投靠红旗营水师的时间也有些晚，虽然凭借“带船队投军”混了一个队率，排序却相对靠后，都指挥使徐达又有意整治军中恶习，他这种前水匪想出头其实很难。
此人倒是有决断，趁着常遇春进军舒城，果断放弃水师队率身份，请求石元帅派他潜入城中作内应，也算是赌对了。
石山正需要一个来自底层、弃暗投明且立下大功的本地典型，来凝聚舒城人心，自不吝功赏，当众就宣布了擢升赵伯仲为甲等营指挥使。
舒城背倚大别山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