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真无更进一步之意？此乃军心民心所向啊。”
石山志在天下，对自己麾下的内核文武官员，自是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坦然应道：
“我起兵之志，便是要复灭蒙元，重塑华夏。统率天下义士抗元之事，自不会假借他人之手，迟早要建国称制，但绝不是现在！”
再次阐述了自己的志向，石山面露嘲讽之色，道：
“徐寿辉、张士诚之流，才据区区数城，便迫不及待地称王称帝，或许能一时鼓舞内部人心，吸引些投机之辈，实则不过是笼络幸进之徒的手段，徒惹天下人笑，更引来元廷重点围剿，殊为不智！”
石山的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明确指出此时称王是“徒惹天下人笑和引元廷重点围剿”的蠢事。施耐庵若还是坚持劝进，就等于把自己归入“幸进之辈”了。
他如此爱惜名声的人物，自然不愿沾惹“幸进之辈”这等坏名声，当即改变了策略，道：
“下官追随元帅左右，时常有幸聆听元帅教悔，深知元帅胸怀四海，包容天下，雄图大志非寻常豪杰所能及。自不会为一时虚名小利而迷失心智，更不会劝元帅行此不智之举。”
他先捧了石山，稍稍缓解了一下尴尬的气氛，便开始引入正题，面露忧色，言语恳切地道：
“但这世上，终究是庸人、俗人居多。他们难以识见元帅的深谋远虑，又自知能力浅薄，前程有限，便更容易急功近利，动辄因一己私心而做出蠢事，甚至挺而走险。
此等情状，尤如暗流涌动，令人防不胜防，长此以往，恐损及红旗营根基啊。”
石山听出了施耐庵话中有话，暗道这小老头莫非是想借劝进之名，行劝诫之实，其实是为了朱重八之事预先铺垫，以便求情？
但这个念头刚一升起，就被他自己否定了。
且不说朱重八一案正在审理之中，谁也不知道究竟会牵出哪些事，最终如何定罪尚是未知之数。
而施耐庵身为元帅府中谁都不靠的淮东人，与朱重八并无半点交情，根本没有立场在此时为朱重八出头。
将这些杂念抛之脑后，石山回到施耐庵提出的现实问题上，很快就理出了一些头绪，点头道：
“所言甚是！人心纷杂，私欲难绝，这也是创业过程中必然面临的艰难之一。施知事既然提出此问，想来，心中定然已经有了妙策了吧？”
“妙策不敢当！只是平日有些粗浅思考，略有所得，愿供元帅参详。”
施耐庵嘴上说得很谦虚，脸上却不禁流露出几分好为人师的自得之色，接着道：
“元帅进取江南，攻城略地，尚需分出不同阶段，提前制定每一步的战略。建国称制，肇基开国，如此重大的事，更是千头万绪，关乎国本，岂能一蹴而就？
下官以为，元帅即便暂不愿称帝，也需在时机适当时，通过一些具体的行动，逐步向外透露囊括四海、开创一代新朝的雄心壮志。
如此，既可安麾下从龙之功者的人心士气，亦可让天下有志之士知晓明主所在，望风来归。”
“恩！”
石山微微颔首，表示认可。
率先称帝的徐寿辉已被元军团团围困在蕲水，形势岌岌可危；
张士诚迫不及待开国自称诚王，但淮南大半已被红旗营所夺，张士诚未来的发展空间已经被局限在淮东的方寸之地，即便元廷暂时无法全力南下征讨，其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
如今天下反元势力中，无论是实际掌控的地盘、人口、军队，还是未来发展的潜力，石山都已是当之无愧的头号反王。
在这种形势下，他并不畏惧对外适度透露称王之志——因为想藏也藏不住了。
见石山认同了自己的观点，施耐庵受到鼓舞，继续进言道：
“江宁乃虎踞龙蟠，王气汇聚之地。元帅志在灭元复汉，何不先从正名开始，比如，恢复江宁古都之旧称——建康？以此向天下人昭示元帅延续华夏正朔的立国之心？”
江宁建城的历史，最早可追朔到战国时期的金陵邑，之后历经秣陵、建业、建邺、建康、蒋州、归化、金陵、白下、江宁等名称变迁。
但作为都城存在的，主要有建业（东吴）、建康（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江宁（南唐）三个名称。变来变去，唯一不变的，就是这些国家全是短命的割据政权。
施耐庵显然不认可东吴和南唐两国的正统的地位，故而只提了作为六朝古都的“建康”之名。
“不妥。”
石山果断摇头，否定了施耐庵的建议。
他倒是不信地名承载的气运玄学，却深知江宁这个地方的地理局限性，这个地方确实不适合作为大一统王朝的唯一都城。
即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江宁必然会是红旗营的政治军事中心，石山也不能给天下人他偏安江南，只想割据一地的错误信号。
“江宁之名，自南唐至今已沿用六百馀年，天下人尽知。轻易变动，反易滋生不必要的纷扰。”
恢复旧称建康的建议被元帅干脆利落地否决了，施耐庵正待再寻理由劝说，却听石山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行政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