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是攻城略地，为元帅开疆拓土，不可能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长期耗费在丹阳县治理这等“细活”上。
在控制丹阳县的次日，他便亲率主力部队北上，兵锋直指镇江路治所江防重镇丹徒县。
丹阳县这边，王弼留下了三千兵马镇守。
包括对史氏子弟的进一步甄别处置、安抚本地百姓、恢复市面秩序、初步创建红旗营的治理体系等千头万绪的事务，则由随军的军令司参军王宗道全权负责。
王宗道此人，当初在六安州凭借暗中连络士绅献城作为投名状，取得了石元帅的初步信任；随后在劝降合肥诸将献城时又有不俗表现；在军令司工作的这些时日，其能力也得到了石山认可。
此次外放独当一面，正是石山对王宗道的又一次重要考验。
其人若能迅速稳定丹阳县局势，并妥善处理好镇江史氏这个棘手的地方豪强，那么未来设置“镇江府”后，知府的位置很可能就是他的；
反之，若处置不当，或许就只能止步于丹阳县令了。
这其中的差距，可谓天壤之别，由不得王宗道不竭尽全力完成这项任务。
当依靠“外交”手腕初露头角的王宗道，在丹阳县整顿秩序，憧憬着自己仕途时，远在数百里之外的黄岩州，一场即将深刻影响浙北乃至整个江东利益格局的“外交”暗战，正在悄然上演。
台州路黄岩城。
屡降屡叛的方国珍不仅没有遵照元廷之前的招安，前往歙县（徽州路治所）出任“徽州路治中”，
反而趁着石山率红旗营渡江，猛攻集庆路，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庆童急调各地兵马拱卫杭州，导致地方空虚的大好时机，再次举兵，一举攻占了黄岩城。
这一次，方国珍似乎又赌对了。
元廷的反应出乎意料的“温和”，不仅没有立即兴兵讨伐，反而主动派遣使者来到黄岩，默许了方国珍对黄岩的占领，还开出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新官职——“海道都漕运万户”！
方国珍之前数次起兵，元廷虽然迫于形势三次招安他，分别授予定海县县尉、万户和徽州路治中之职，官阶小不说，还一心只想调虎离山，再下狠手将其部剿灭，方国珍都没有上当。
这次元廷一反常态主动送官，却让他颇为动心。
只因海道运粮万户这个官职，简直是为方国珍量身定做。
海道漕运万户府设立于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隶属于元廷中书省左司粮房海运科，治所设于平江路，专司从平江路太仓到大都路海津镇（后世天津）的海上粮运任务。
元廷本有三个海漕万户府，分段管理，后因海漕万户朱清、张瑄“叛逆”治罪被杀，合并为一个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设万户、副万户等职务。
海道都漕运万户的官阶为正三品，远高于元廷之前招安方国珍的徽州路治中（正五品），算得上正儿八经的元廷高官了。
更关键的是，担任此职无需深入内陆，不必担心元廷调虎离山“卸磨杀驴”，完美契合了方国珍对自身安全的内核诉求。
而且，一旦拥有了这个官面身份，方国珍就能名正言顺地打造和购买战船，快速扩充本部水军实力；还能以“奉旨靖海，确保海漕安全”的名义，集成沿海各路海商、海盗势力。
以其人的手段和能力，只要出任海道都漕运万户，用不了多久，就能真正成为称霸东海的“海贼王”。
如此丰厚的条件，由不得方国珍不动心。
但天上不会掉下来馅饼，元廷付出如此重筹，必然索要相应的回报。
正如石山所预料的那样，元廷使者提出了两个要求：
其一，方国珍需立即组织船队，督运江浙行省粮草北上，以解大都的饥荒困局；
其二，方氏必须协助江浙元军，剿灭已然渡江攻下了集庆路的巨寇石山所部。
道理很简单，若任由石山占据浙北，位于平江路的海漕都万户府衙门都将不保，南粮北运的计划彻底中断，方国珍这个“海道都漕运万户”之职也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
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砸在了自己头上，却因为馅饼太大，反而砸得生性多疑的方国珍尤豫不决，一时间难以下定决心，只能召集自己的心腹文武商量此事。
会议上，众文武一致认为“海道都漕运万户”这个官职非常重要，应该接受，但在如何履行元廷要求的具体策略上，他们却产生了激烈的分歧。
谋士张子善和方氏嫡长子方明善（方国珍长兄方国馨之子）等人慷慨激昂，力主方国珍应立即挥师西进，与元军水陆夹击，趁石山在江南立足未稳之际，一举将其部剿灭。
然后，顺势夺取平江、江宁等战略要地，实现“由海入陆”的关键转变，将富庶的江东作为方氏的基本盘，进而图谋中原，争霸天下。
而谋士丘楠和方国珍二兄方国璋等人的意见，则更为谨慎。
他们建议方国珍应尽量避免与势头正盛的石山直接冲突，因为江浙元军实在不堪大用，正面战场很可能顶不住红旗营的攻势，方氏兵马一旦参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