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的身份，沉声道：
“元帅，末将以为，去年徐州之战，我军能成功救援，乃是两军本就同出一脉，此前也多有协同。
即便如此，我军与元军决战时，徐州城内两万兵马竟作壁上观，我军左翼更因赵均用临阵脱逃而陷入苦战，伤亡惨重！由此足见，不同体系的兵马协同作战有多艰难。”
李喜喜顿了顿，继续分析，言辞愈发犀利：
“那徐宋皇帝前年才起兵便急不可耐建国称帝，必是心高气傲之辈。元帅此前收留赵普胜，本有恩于徐宋，宋帝事后却未遣人向元帅致谢，显然没有与我红旗营建交的意思。
恕末将直言，徐宋去年便曾攻陷杭州，若此番侥幸未被元军剿灭，待其缓过气来，必定会再度顺江东下，届时，必然会与我军争夺江南！
于公于私，我军都不应出兵救援徐宋，徒耗自身实力，贻误战机，还养虎为患！”
李喜喜能清醒认识到徐宋与红旗营潜在的竞争关系，确属难得。但在“抗元”这面大义旗帜下，石山作为势力领袖，却不便出言赞同这等太过现实的判断。他便将目光投向元帅府“博士”陈基。
陈基虽然不谙军事，却了解人心与政治。他深知石山这等志向远大的势力领袖，任何时候都不能在公开场合轻弃“大义”名分。稍稍整理了一下思绪，朗声道：
“诸位所言，皆是从军事利害出发，基深表赞同。但，天下事，有时需跳出一时一地的得失。红旗营与徐宋，皆举‘抗元’大旗，本该勠力同心，共抗胡虏。
元军主力年初便已攻陷江州，若非元帅果断挥师渡江，以雷霆之势横扫江南，迫使江浙元军集结重兵应对我红旗营的威胁，那徐宋政权又如何能在元军主力猛攻下，支撑到今日？
我军在吴地的奋战，本身便是对徐宋最有力的支持！”
陈基先将红旗营趁势取江南定义为抗元救友军的大义之举，接着道：
“而今，我军兵锋已直指嘉兴，杭州门户即将洞开。此正合围魏救赵的兵法要义！我军在此地每进一步，便是对元廷在江东统治的重击，亦能极大缓解徐宋在荆湖的压力。
岂能为了千里之外局势不明的战场，而放弃眼前底定江东、斩断蒙元东南财赋重地的绝佳战机！”
“好！”
石山看向陈基的目光中，露出欣慰之色。他需要的就是这种既能顾全大局、又能深刻阐述己方行动正义性与合理性的言论。
队伍就是在这一次次的讨论中磨合成长的，对其馀人的表现，石山也很满意，总结道：
“徐宋之兴，在于天下百姓苦元已久，期盼豪杰振臂，救万民于水火；徐宋之败，则在盲目扩张，根基虚浮，更兼策略失当，四处树敌，未能真正凝聚人心，巩固根基。
反观我红旗营，自渡江以来，上应天时，下占地利，更兼将士用命，百姓归心！我军攻略江南，非为割据自保，实为驱除胡虏，解万民于倒悬，混一南北，再造华夏！
值此关键时刻，正当一鼓作气，廓清东南，岂能逡巡不前，为可能的变乱而动摇？”
军议之后，石山迅速做出决策，就立即派快马送信，命长江水师分出一营兵马“护送”赵普胜来苏州；对内则迅速调整整体战略部署，内核方针概括为四个字“东攻西守”。
东线，为主攻方向。常遇春、徐达、邵荣三路大军，按照原定计划，继续攻取嘉兴路、松江府、湖州路，随后挟胜势直扑杭州路，攻敌必救，将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同时，偏师镇朔卫继续向扬州路东端的通州、海门、崇明州进军，务必抢在元军主力回师之前，彻底肃清江北元军残馀，全取扬州府。
西线，则转为战略防御。
命李武（领江北诸路总管府，统骁骑卫、忠武卫、奋武卫）、毛贵（领拔山右卫）、左君弼（领忠义卫）、花云和韩成（行军总管，分别驻守滁州和六合）采取守势，谨防元军反扑。
其馀战领区加紧筹备粮草军械，谨守城池，严防元廷细作渗透破坏，或地方势力趁机作乱。
石山最初的战略构想便是东向发展，全取浙北富庶之地。此次调整，只是在原有蓝图上的微调与优化，旨在让红旗营这台庞大的战争机器运行得更加高效。
数日后，常遇春攻克嘉兴路治所嘉兴城的捷报传至苏州，同日，赵普胜也抵达了苏州。
其人刚突围而出时，确实有向石山借兵打回荆湖的想法。
但说来可悲可笑，他虽贵为徐宋大将，却因长期在外作战、被元军分割包围，竟连那位“大宋皇帝”徐寿辉的真容都未曾见过，更遑论持有其出使红旗营求救的正式诏书了。
而一路行来，红旗营控制区内道路安宁，市井渐复，百姓脸上虽仍有战乱留下的痕迹，却少了那种朝不保夕的徨恐，多了几分对未来的期盼。
这与徐宋治下乃至元廷统治局域的混乱凋敝，形成了鲜明对比。
种种因素交织下，赵普胜心中那点不切实际的幻想逐渐消散。
因而，当他在元帅行辕大堂见到石山时，便推金山倒玉柱般，行了正式投效的大礼。
“败军之将赵普胜，恳请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