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无阶级，短时间想学习英法，少了根基，必然失败。”
而他一直找不到的那个答案，正好又串联上梁启超游历欧洲后的感悟。
蒋百里咋舌道：“法国竟然把监狱建这么远？”
李谕说：“无政府主义本来就不是什么范围广大的组织，非常小众。雅各布出名全靠他劫富济贫的行为，据说当年他每劫掠一个富人，都会留下一张纸条，写上‘在下是个盗贼，但只会光顾那些真正盗贼的家’。”
梁启超忍不住鼓掌道：“精彩的故事，精彩的演讲。原来欧洲还有这么多主义、这么多思潮，我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回去后就会查阅一下何为无政府主义。”
“提到列宁这个人，”梁启超说，“我倒觉得在欧洲政客中，以人格论，当以列宁为最。其刻苦之精神，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因此他的主义能见实行。”
梁启超说：“无政府主义？欧洲还有这种奇怪的东西？”
这都是梁启超的原话。
“雅各布正在圭亚那服刑，应该活得好好的，”李谕说，“要是任公准备写书，他当时在庭审判刑后的那篇演讲，更加精彩，同样可以收录下。”
他一辈子没能想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可惜此时西方的良心已经被偷走了。
没有穿越者的视角，梁启超能看到这么本质的东西相当厉害。
“因为法国权贵们太怕这个人了，他的社会影响力又大，不能判他死刑，只能流放到圭亚那，尽可能消除其影响力。”李谕说。
梁启超说：“难怪我在报纸和书刊上都没怎么听过这个人。”
蒋百里问道：“疏才兄与美国关系不错，威尔逊总统也是个好人，又反对秘密立约，真不能再争取？”
李谕摊手道：“不仅秘密立约这一条，日本人还有另外的王牌。威尔逊看重国际联盟，日本人抓住他的软肋，于是说，和会如果支持中国收回山东主权，日本就退出国际联盟。威尔逊总统只能转变立场。”
梁启超越想越气：“今天不写书了，我要给国内先发一封长文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