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户部尚书叶淇、反对说道：“当年对大宁停粟实乃是一言难尽，而是劳民伤财所化巨靡，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从南方向北方运输粮食，其中光辽东海运就持续了30多年。永乐初年，为恢复北方残破的经济，不得不再行海运，但时间不长就陆续停止，船只和人员转入下西洋的活动，北方军食改为以“屯田为主，中盐为辅”的解决办法。但是，大宁的情况则不同。从洪武初年起，那里就没有居民。加上自永乐起，又把其人口全部南迁，那里又成了无人区。恢复大宁，保证十余万镇守军人的军食供应，谈何容易。”
叶淇说的可谓是事实，又拿出佥都御史刘大夏的一份奏书道：“陛下请看刘御史从宣府发来的通报，说是：“塞上有权势家族的子弟以买卖粮食谋取私利。边关粮食本就不盈，户部调拨每年所化人力物力以属不易，如今又有人倒卖，。当初，塞上必须粟千石方能买入、草万束才得收进。由此宦官、武臣得以操纵市场，上下其手获取厚利。而如今又要恢复大宁府，人从何来、银从何来。”
作为户部尚书的叶淇，双手一摊，反正户部没银去建府作衙，加上往后也没有能力去维持一个孤悬塞外的大宁府，想要恢复大宁府，别找户部。
此时殿内可谓是落针可闻，一下子刚刚闹的乱哄哄的吵闹声都禁声了。朱佑樘的眼瞄向了内阁几位大佬，意思是你们内阁怎么看，朕想听听内阁的建议。
前几年章子俊在京城时，曾跟内阁徐傅说过“即朱棣在努力巩固北部边疆的同时，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不论是广建卫所，还是“清沙漠”都具有权宜的性质，而后代帝王由于缺少自己的雄才大略，很难把这两种措施维持下去。随着大宁撤守以后，明朝北部边疆全线后撤，在地理上形成了巨大的真空，而这个真空，明朝不去填补，草原部落必然填补，从而导致边疆结构发生根本性逆转，即北部边疆从长城一带转变为长城一线，危机频频，给长城南北百姓的生活带来巨大的灾难。”
所以对朝堂上的这一次争斗，内阁没有表态，因为牵涉的面太大了，大到可以左右往后朝廷对长城西北以外的国策和命运。对徐傅来说以垂垂老矣，到了致仕的想法，不必去捅这个旧伤疤，所以默不作声才是上上策，内阁中的另外两位李东阳和谢迁，都是老狐狸，徐傅是首辅不做声，不表态，必有一定道理，所以也是做观望态。
可是目前那个平安伯，不按常理去占领了东胜卫，还快马边报问朝廷要不要派兵驻守，原本日子过的好好的，河套又不是本朝丢的，只要守住长城边关即可，好不容易爬上了朝堂，安稳过日子不香吗？非要去拓土打仗，这才是劳民伤财之举，大明想要举国之力收复一地不难，难就难在收复后怎么守住。连太祖和成祖皇帝也守不住，南撤而放弃，当前又有谁能为之，算了，还是洗洗睡吧。
有这样想法的人很多，自土木堡后，大明的对外方针由进攻转为防御，从天顺起都在修长城建卫堡。光大同镇建有城堡达五百余座之多。但实际上，远在五百座之上。当然，这些堡多数为民堡，但也有为数众多的军堡。其中的七十二城堡，都是修建在战略或防御地位的重要位置上。
除了大同府领有四州七县。分别是：朔州、应州、浑源州、蔚州（河北蔚县）四州和大同、怀仁、马邑（朔州马邑镇）、山阴、广灵、灵丘、广昌（河北怀莱县）七县。同样先后进行了修筑。
在大宁府，当初朝廷设置了卫所总数达到了惊人的105卫、7所。回观过往，大宁、北平塞北和山西塞北广大地区被永乐朝廷以降渐次遗弃，虚边实京的战略是这一阶段的特点。然而大营兵制度又在快速地瓦解京师兵马的员额和战斗力，这导致大明不得不开始从边卫继续抽水入京来填补空缺。至土木之变，京营兵、上直亲军等二十三万损失殆尽，彻底击垮了这个岌岌可危的体系。于谦不得不征调内地卫所的备操（二线在卫）、备倭（一线海防）入京组成十团营，重建京军（班军悉留京）。明初三大营告别舞台，成为老弱残军休养所（称老营）。
新京营的建立意味着班操制度的崩坏。成化以降，班军往往逾期不至，就算入京也并非入营操练，而是被大小官员占用当差干活，基本失去了军事意义。弘治开始，由于依靠传统番上已无法维持京营，干脆尝试直接将自身较为保持战力的边军与京营整体互调，依然春秋两换，期望让京军也经受些许磨练同时增强京师守备。
近年来京营彻底无法指望，干脆不再进行形式上的班操，而是将各边镇军兵，以“枝”为单位，轮番调京守护。宣府、大同、延绥、宁夏、固原都不能免，而且经常到期不放归，引发镇臣埋怨，书请归还而推诿。
当台吉郝日烈颜行抵乌兰沟后，就碰到了大量从东胜卫出逃的败兵败将，人数加起来足足一万多，分别来自不同的部落。
其实明军攻打东胜城时万炮齐发，打死打伤的鞑靼骑兵并不多，只是三千余人，可是这声势确实能震慑人的心魄，短短几个呼吸间这种无差别的炮火就把鞑靼中军给打残打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