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入一九三八年（中华民国廿七年）的三月，农历则是二月之初，虽仍春寒料峭，但冰雪却开始了悄悄的融化。吴子健厚重的皮靴，踩在西坪村的土地上时，明显感到不再像隆冬时节那般坚硬。 最难的时刻，应该已经挺过来了——林师徐旅二营的副营长心里默念着，眼睛则望着村尾外面的旷野，以及分布在旷野上的一簇一簇的小树林，有奔马的身影伴随着马蹄声正在那里晃动、出没：那是夏连山在重新磨练他的骑兵连。 徐旅二营骑兵连连长夏连山，在伤情尚未完全痊愈的情况下，就带着骑兵连的残部从中央军391团的大榆树山驻地，借着夜幕的掩护返回了河口村。 坐镇河口村以及青龙口的5连，在连长李天林的带领下，热烈欢迎了英雄的骑兵连。 几乎与之同时，接到吴子健命令的关门山红星峡那里，7连长魏鑫带着自己的部下，以及营属炮兵班和营部，也开拔到了河口村。 还有早就留在河口村待命的新兵连余部。 这几股新近抵达的力量，只在河口村稍作整顿，便依次启程，陆续重返进驻了十几里开外的西坪。 激动，痛惜，悲伤，愤怒，种种情绪在劫后余生的西坪村交织回荡着。二营为包括营长冯长治在内的两百多名牺牲的官兵，举行了追悼大会；火化、掩埋了战友们的遗体。 他们擦干眼泪，发誓要让日伪血债血还！ 西坪村的防务以及部队的作训，随即重新开始了紧张、有力的运转。 在吴子健的授意之下，营部女文书张绣艰难组织起了西坪村“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原班人马（已经有部分人死于战火，也有部分人不愿再出头），每天在村内宣传鼓动，激励战士的士气，抚恤村民的情绪——尽管，村民们跟随八路军抗战的热情已经不如从前那般火爆，但仍很快见到了起色。 新兵连的迅速恢复，就是明证。 吴子健深谙百姓子弟故土难离的心理，也就对多数新兵在日军夜袭时选择留在家人那里表示了理解和宽容——他下令，新兵连开小差的战士，全部前来报到，报到之后，凡是不愿意继续当八路军的，均可恢复其平民身份，不做任何追究，前提是必须交出徐旅二营此前颁发给他们的武器。 结果，重新愿意入伍的新兵达到了百余人，只有三十几人表示不想当兵了；再除去日军夜袭时死于非命的，新兵连的整体规模恢复到了一百七十人。这个数字，让吴子健颇为满意。他汲取了过去的教训，马上将这一百七十人大部分编入了魏鑫的7连、夏连山的骑兵连，另一少部分则交给5连的指导员和副连长，要二人带着他们返回河口村归建，编入李天林5连序列。 如此一来，既补充了各连在这次反夜袭作战中的减员，又将新兵融入了老兵为主的各部，使之能够得到更有效的传帮带。 而让吴子健高兴的，还有找回了的部分战马，它们基本上都是骑兵连在河口村外作战时、失去了主人而散落荒原的，后被徐旅二营的人慢慢找到收拢。算上夏连山带回来的残部，骑兵连的马匹数量竟然恢复了足足一个整排的建制；随着新补充战士的到来，夏连山那条没有好利索的手臂，已经开始重新挥舞着马刀，带着骑兵们在西坪村尾外面的旷野和小树林间策马驰骋了。 但是，有一个现象引起了吴子健的戒意，夏连山向他报告，原来被俘获并反正加入八路军的伪蒙军骑兵营的十几人，在这一场反夜袭战之后，全部损失，只找到辨认出了几具尸首，其余的则下落不明——骑兵连为此失去了所有的教官。 但吴子健已经不仅仅是为失去骑兵教官而感到痛惜了，老练的八路军副营长嗅出了其中不寻常的味道：这不是什么巧合，或许意味着伪蒙军旧部在此战中趁乱发生了集体叛逃。 他从河口村带来的五名敌工队员，此刻正便衣混迹于村民之中，侦察搜寻可能潜伏于西坪的日伪特务，只是一无所获。而现在看来，倘若伪蒙军投降反正的官兵重新叛逃而走，那么这些已经熟悉西坪八路军防务的家伙一旦回到日伪阵营，无疑就构成了另一股重大隐患。 越想越担忧的吴子健，终于派出人和马车，将腿伤未愈的敌工队长肖俊平从河口村接到了西坪。 彼时肖俊平已经在河口村完成了对教导员刘恕一行的接待和送行工作——奉他的命令，敌工队副队长陈栓柱亲自率领几名队员，为刘恕等九人带路，离开河口村奔赴了大榆树山西麓；他们计划从丰店县城的城郊穿过，沿着大榆树山脚绕过县城，再赶赴君丰公路，继而前出到正太路沿线，寻找原计划向那一带挺进的林师徐旅旅部以及团部。 送走情绪低沉的教导员一行的那一刻，肖俊平暗暗松了一口气。令他多少有些意外的是，向来对他成见颇深的刘恕，并未在这次会面时加以批评或呵斥，只叮嘱他这个敌工队长负起该负的职责，做好敌情收集工作，协助吴副营长守住现有的根据地。肖俊平则关切地提请教导员注意路途安全，并预祝对方顺利找到上级。 此刻，在西坪与吴子健一见面，肖俊平立即将自己接待教导员的过程做了详尽汇报。听罢汇报，吴子健不无沉重地叹气说道： “由他去吧！其实，西坪的根据地眼下是多么需要教导员亲自坐镇啊，他做群众工作比我有经验，西坪村的动委会就是他一手主持搞起来的——找上级？说是找上级，其实不就是想去上级那里告我的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