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最早先是定居西班牙，从事金融行业（高利贷）和跨地区间的贸易。但到了6世纪，西班牙开始了排犹运动，无数的西班牙犹太人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审判、驱逐和屠杀下，消失殆尽，剩下的基本也都被迫改信。
沙逊家族就在那个时候，逃难到巴格达，托庇于奥斯曼帝国的保护。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奥斯曼-波斯战争中，为了家族安身立命，曾给予了伊斯坦布尔中枢政权和巴格达地方政府大量的财政支持。当然，作为回报，奥斯曼帝国政府和巴格达总督也将地方金融和贸易垄断权授予沙逊家族，使得该家族在百年间积聚了天量的财富。
数十年前，齐国商业势力渗透至波斯、埃及、阿拉伯，乃至小亚细亚地区时，沙逊家族也抓住机会，获取了齐国商品于阿拉伯地区的代理权，将转口贸易做得风生水起。
不过，最近十几年来，先后有两任巴格达总督持反犹态度，对煊赫的沙逊家族进行政治迫害和经济压制。要不是，家族动用大笔资金敬献给伊斯坦布尔的素丹和大维齐，获得了暂时的政治庇护，说不定，整个家族就被地方总督给囫囵吞入腹中，数百年传承和财富毁于一旦。
本着狡兔三窟的原则，沙逊家族开始未雨绸缪，积极准备后路。他们先是派出嫡系子弟前往布什尔港，参与齐国人于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搭上了齐国人的线。后来，经齐国波斯商社的推介，沙逊家族又在印度上海（今印度孟买）、安丰（今印度科钦市）、江陵（今印度加尔各答市）大举投资，建立数个国际贸易商社，同时也在逐步转移家族资产。
及至去年十月，沙逊家族遣维克多沙逊亲至汉洲本土，实地考察齐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以为家族是否全体搬迁至齐国，提出建设性的参考意见。
说来，犹太人也是一个可怜的民族，一千多年来，因为与世界各地的主流社会格格不入，遭到排斥，不能从事正常职业，尤其是做官、参军，更是对犹太人关闭大门。
那犹太人能做的，也只有经商了。他们遂以犹太教为精神纽带，散落欧洲各地的犹太社区为支点，做一些倒卖贩运的生意，常年奔波在四条贸易线上:其一是中亚的地毯宝石等奢侈品，经犹太人之手，绕过里海和黑海，运到欧洲各国销售。其二是埃及等非洲国家的特产，被犹太人用大船装载，横穿地中海运到欧洲，然后销往各国。其三是通过水陆两条贸易线，把真神教商人收购的东南亚香料，转运到欧洲，有的犹太人甚至亲自驾船到东南亚收购香料。其四就是欧洲各国的短线贸易了。
由于犹太人有宗教和种族的加持，比其他商人更加团结，很快便掌控了数条贸易线的主导权，成为商业社会的主流，每做一次中转贸易都能赚到丰厚的利润。而且在做生意的过程中，犹太人依赖宗教和社区，形成一张遍布欧亚非大陆的贸易网络，不管走到哪里，都能找到贸易伙伴。
于是中世纪的犹太人，成了富人的代名词。
后世都说犹太人聪明睿智，天生就会做生意。其实吧，哪有什么“天生的”，而是犹太人被逼上绝路只能做生意。只有会做生意的犹太人才能活下来，那些不会做生意的犹太人，都被历史淘汰了。
有了钱就能改善生活，保证经商成功的犹太人更健康。有了钱就能投资教育，让子孙后代对世界有起码的认知，虽然不能保证超越大多数人，却能提高后代成才的下限。有了钱就能培植人脉关系，让自己和子孙后代的道路更加顺畅。
这样来看，那个时代的欧洲各国人民，几乎不可能和犹太人在商业上争锋，所以中世纪的犹太人，更像是有精神信仰、有贸易网络、有技术经验的大型联合商帮。
不过，自古以来，权力和财富是一体两面的。权力是高高在上的红花，需要财富做绿叶点缀。财富是世俗生活的基础，也需要权力来保证安全。
权力和财富的最佳搭配，最顶尖的肯定是权财都有，既能发号施令，又能享受生活，嗯，就如同中国古代的皇帝权臣，后世欧美各国的资本权贵。
次一级是有权无财，例如后世现代国家的事务官，实现理想也好，领取工资也罢，反正能做事尽量多做事。
再次一等的是权财都无，如我等平民百姓，起码能保证安全，平平淡淡的过一生。
最悲催的搭配是有财无权，在这种搭配模式里，财富没有权力做保护伞，等同于待宰的肥羊，只要位高权重者愿意，随时能抽出刀来割肉。半生辛苦，到头来给他人做了嫁衣裳。
中世纪的犹太人，就是这种有财无权的。他们通过庞大的贸易网络赚到巨额财富，却因为政治地位低下、游离于主流社会，导致犹太人的财富没有保护伞，成为欧洲权贵随时可以切割的肥羊。
既然如此，不宰你宰谁再加上宗教问题和种族问题，排犹屠犹简直是政治正确。
这个时期，犹太人只有在英、法、荷三国过得较为舒心。当年，法国的黎塞留、科尔贝尔等故去的大臣就认可犹太企业对法国经济的好处，贸易重镇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