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和地方官府的强买强卖，拖欠货款，而难以为继；还有的则被朝廷强行入股，搞成了官商合办，或者改为官督商办。所谓官督商办，只不过是以官侵商，以官压商的一种手段，使得商人和工厂主无法获得真正的经济独立和自由。自宋以降，不论是前明，还是短暂统治大陆的清虏，乃至现在的大秦，一直都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除了士大夫以外的精英阶层，能够以各种方式将其权力置于国家之上（或参与其中），或者将君权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达成一种彼此支撑，又彼此制约的权力平衡。大秦的商人阶层没有政治地位，也对政治缺乏足够的影响力，并不构成一种参与社会运转的强大力量。商人为了生存，只能通过行贿和攀附官吏，或者将官员的权力引入进来。儒家道德，不仅是王朝政权的一种法律约束，也是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可以说，历朝历代可以崩溃，可以灭亡，也可以被征服，但新的王朝的权力体制不会改变。为了“弱民”，专制权力自然选择利出一孔的“农本主义”。“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至于一些“器物”、一些先进工厂，更像是维系王朝统治的一块漂亮的“补丁”。齐国何以强盛，何以精进，何以制霸海洋，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在于施行数十年的普遍义务教育，在于朝堂内外、民间舆论对科学和制器上的关注和倚重。而大秦历数十年来，世之侈谈“齐法”者，却仅注于精制造、利军火、广器械，此不过抑末矣。太后摄政期间，曾在松江府试行五年义务教育，以齐国改良课本为范，“新学”士子为师，广招稚龄孩童，然推行不过七八年，便囿于财政乏力和生源寥寥（许多穷苦的人家的孩童需要帮家人做事，或者出来做童工），最后消散于无形。一些曾于齐国留学归来的有识之士也曾指出，“齐人立国，自有本末，虽教育文化（儒家文化）远逊于我大秦，然驯至富强，俱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赦令院及内阁，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大炮、火枪、铁路、机器，诸般事务，此其用也。而我大秦遗其体而重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此诚不相及矣！”在固有的天朝权力体制下，大秦境内一些引进了先进机器和设备的工厂，因为传统的思想和落后的管理方式，使其根本发挥不出应有的效益，投入产出相较于齐国投资设立的工厂，皆大为不如。非秦人不艰，实无形之手桎梏矣。技术源自创新，但创新并不一定是无中生有，而大多都是对现有技术的改进，即把许多旧技术整合成一个新技术，从而产生“1+1>2”的效果。对于齐国这种一直都在为人力短缺而苦恼的新生国家，最重要的发明不是哪一种机器，而是发明了一种观念，即以最节约人力——当然，后面逐步转变为节约成本--的方式产生最大生产效益。后世曾有学者言，科学的意义不在于“有用”，而是理性的需要，是思想的本能。在拥有庞大人口数量的秦国，许多“有用”的科学沦为小道，效率极高的机器成为附庸，因为人“又多又便宜”，机器在某些时候，会被视为有害无利之物，尤其是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众必须靠劳力来生存的状况下。这个时期，在秦国境内，在有识之士的主导下，节省劳力的技术和工具仍有新的发明和改进，但基本只为了适应小农副业生产而已，根本与大生产模式无关，以齐国人的眼光来看，这些发明甚至算不上真正的机器。现代工业的秘密在于技术创新，但新技术和新机器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在短期内，会让传统劳动者失去工作，造成失业和社会不稳定，并可能威胁皇权。比如，在江浙地区，一些实力雄厚的棉布生产商陆续从齐国引进蒸汽机驱动的大型棉纺机和织布机，虽然提高了生产率，面对齐国所产棉布也更加具有碾压性成本优势，但它所引发的“创造性破坏”招致各方反对，甚至不乏有被裁汰的工人闹事，破坏机器的事件发生。若非，地方官府和商人通过移民牙人的途径，将大量生活无着落的织工弄到外来移民船上，打开了一个“泄阀口”，怕是会惹出更多的民乱。茶叶，向来为大秦主要出口商品，但却一直维持在繁重的家庭与手工状态，而未能发展为规模经营和机器大生产。若干年前，曾有好事的齐国商人寻得此商机，将汉洲本土制造的几架揉茶机弄了进来，以期卖出一个好价钱。但秦国境内的众多茶商却因为担心引起揉茶工人的骚动而未敢投入使用，让准备大发一笔的齐国人愕然不已。乾元三十年（1712年），江南众多商人联合齐国江南商社共同投资，准备修建苏松铁路（上海-吴县）。却不料，引发巨大争议，曾有无数马车夫驾驶车辆冲入铁路工地，阻碍施工，唯恐担心铁路通车后，会影响自己的生计。乾元三十五年（1717年），大秦内阁于工部下设立织布局时，帝曰“十年内只准国人商贾附股搭办，不予另行招股设厂。”“恐机器一行，失业则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