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认识我，她不会因为我是杂志上的人就让我免费拿走我想要的那包牛奶和苏打饼干。”乔琳耸了下肩。“但她会跟我聊起汤姆·克鲁斯。我们一致同意他很棒。”“当我走在路上被人认出来时，坦白说我有的时候有点害怕，但我也很喜欢人们告诉我他们喜欢我的作品，我会同那些礼貌的人握手，然后告诉他们我得谢谢他们！我始终为人们的认可感到荣幸，我的故事和旋律得到了共鸣，这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事！”
她看着窗外的木兰树，近乎走神地说：“我朋友艾美曾经开玩笑说这世界是个精神病院。它确实很糟，但有的时候，只要一点点善意，你就会觉得它值得你来活一遍。就像是听听人们的笑声，小鸟的叫声和湖水的涟漪声，还有风声，再嗅嗅木兰花的香气。这就够了。”
她回过神后说：“有的时候我也得承认，我是个绝望的浪漫主义者。我会是你见过的最积极的悲观主义者，我总是把对命运的期望设置得很低，这样我就会不断收到惊喜了。”
这也许就是乔琳身上的浪漫主义。就像安东尼·明格拉说的那样，“乔琳是那种你能信任的人。当你陷入泥潭时，你希望你是跟她在一起。她会支持你，她会安抚你，她是那种柔软的身体内包裹着的坚硬支柱，她就是你需要的同伴。”
而坚韧与柔软兼具的乔琳已经在她的生活里选择了一位终身同伴。今年10月，23岁的她同29岁的诺埃尔·盖勒格——绿洲乐队的词曲作者兼吉他手——在纽约市曼哈顿市政厅宣誓结婚。25年前，乔琳父母就是在同一幢大楼中喜结良缘的。25年后，乔琳和诺埃尔在双方母亲的见证下，举办了简朴的民事仪式，交换了戒指。
这对情侣于1994年的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上正式相识。事实上，这个真实发生的故事几乎像是部浪漫小说。
“我住在他兄弟利亚姆和其他队友的隔壁，”乔琳不好意思地抚了下额头，“他们太吵了，我不满地抱怨了一下，发生了争执。然后他跟他的兄弟换了房间，他安静得像是不存在一样，只是偶尔会弹吉他。他弹了一首披头士的歌，然后是一首他自己写的歌。它很好，我很喜欢它。我记得我当时在想，好吧，既然音乐节期间的酒店总是吵得要命，那么有个还算安静的吉他手在隔壁也不算坏事，而且他似乎有首不错的歌。”
但这还不是他们相遇的时刻。事实上，在那一晚，乔琳同彼时的男友分手了，她同对方争执的声音引起了隔壁吉他手的注意。后者在争吵声中无奈地出门抽烟，遇到了同样在外呼吸新鲜空气的乔琳。
他发现了她没有打火机的窘迫现状，然后同她聊了起来。在她的要求下，诺埃尔为她展示了那首他写的歌。从那之后，他们就成了非常合拍的朋友。
乔琳强调道：“至少在我的记忆里我们是这么相遇的。可他说他很多年前就见过我了，在洛杉矶。他那时候是另一个乐队的工作人员，我们说过话。坦白说，我记不太清到底是怎么回事了，但真的有这回事，我差不多能回忆起他那时候头发很长，卷卷的，挺可爱的。可如果真的要算认识，还得是在几年后的格拉斯顿伯里。”
“我知道我和他来自非常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我在他身上看到了很多其他人没看到的东西，”乔琳睁大眼睛，脸上露出了一种笃定的神情，“他是我见过的最有趣的人。他或许是你见过的行为举止最粗粝的人，但他也是那个能让我振奋起来的人。我们理解彼此的处境，这是最重要的。没人能像他那样让我笑。”
她说完这句话后笑着补充道：“他会是你见过的最烦人的人，但那是种烦人的有趣，所以……我觉得这就没关系。”
当我提及绿洲制造的那些摇滚坏男孩的喧嚣时，乔琳笑着摇了摇头，解释道：“乐队生活的问题在于你始终在跟你的同事一起生活，你们不止在音乐上合作，你们还得是最亲密的朋友。我知道一些著名的乐队成员现在根本不说话了，他们只在后台见面，演完出就离开。但这就是乐队，你们爱彼此，这就是为什么当乐队解散的时候人们不能和平共处。恨是基于爱产生的。”
她停顿了一下后说：“坦白说，我从小就在路上奔波，我习惯做颗滚石了，从不安定。我不介意乐队生活带来的不安定，可我在感情上需要一个休息的港湾。我认为……我和诺埃尔，我们都找到了对方。”
从跟诺埃尔做朋友开始，乔琳经历了时任男友戴蒙·亚邦的模糊乐队和诺埃尔主导的绿洲乐队之间的激烈不和，后者战胜了前者，成为了英国自披头士以来最大的乐队。乔琳一度被认为是这个当代版滚石乐队和披头士乐队之争的战争原因，她被英国媒体刻画为“摇滚界的海伦”，这个“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的传统故事一度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我其实很讨厌这个话题，”乔琳摇着头解释道，“我不喜欢人们把乐队之战归咎在我身上，我觉得他们忽视了英国媒体的炒作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也忽视了乐队本身的竞争意识——我是说，这帮男孩，他们天然地想要站在顶端。我们都想，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