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年（1914年）腊月廿三，小年。长安府的街头巷尾己挂起红灯笼，零星的鞭炮声透过寒风传来，给这座古城添了几分年味。但都督府内却毫无节庆气氛，秦开强坐在议事厅里，指尖划过一份标着“绝密”的电报，眉头拧成了疙瘩。
电报是从上海洋行转来的，发报人是他派去欧洲采购设备的宋向辰。内容简短却令人心惊：“欧陆局势骤紧，奥匈与塞尔维亚剑拔弩张，德法暗中增兵，恐生大战。德国克虏伯厂暂停对华武器订单，我方订购的二十门山炮恐难按时交付。”
秦开强放下电报，看向墙上的日历。此时是1914年2月，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还有不到半年。他清楚这场战争的破坏力——欧洲列强将陷入厮杀，无暇东顾，这对中国而言既是机遇，也是危机。机遇在于可趁机摆脱列强控制，发展民族工业；危机则是日本可能趁机扩大在华势力，尤其是觊觎山东的德国租界。
“陈策，”秦开强扬声道，“给宋向辰回电，让他放弃德国订单，转赴美国。告诉美国的斯普林菲尔德军械厂，加价三成，务必在三个月内弄到二十门同等规格的山炮，用最快的船运回来。另外，让他多雇些美国的机械技师，尤其是懂汽车、火车维修的，待遇给足，能带到陕西来的，安家费加倍。”
陈策应声记录，又递上一份国内战报：“都督，河南那边有动静。赵倜刚收到袁世凯的嘉奖，得了两个混成旅的编制，正忙着扩军。刘镇华的镇嵩军也补充了不少弹药，据说从日本洋行弄来了一批三八式步枪。”
“日本？”秦开强眼神一沉。这个时期的日本，正借着英日同盟的名义，积极备战，妄图在欧洲战乱时独霸中国。向镇嵩军出售武器，显然是想在豫西扶持势力，牵制陕西。
他走到地图前，手指点在豫西灵宝一带：“岳维峻旅的防区再往前推十里，在涧河沿线修三个堡垒，架上重机枪。告诉岳维峻，年前必须完成，用‘防务捐’的钱，不够就从煤矿分红里挪。”
正说着，杨虎城裹着一身寒气走进来，手里捧着账本：“都督，陕北的烟土冬收结束了，共得烟土一万两千两，通过晋商销到蒙古和首隶，换回银元十八万。另外，延长油田的第一口井出油了，日产原油三十桶，丁文江说提炼技术还得改进，暂时只能做煤油，没法炼柴油。”
1914年的中国，南方“二次革命”的余波未平，袁世凯正忙着解散国会、修改约法，一步步走向帝制；北方，白朗起义军在河南、陕西交界一带活动，牵制了北洋军部分兵力；国外，美国己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国，福特汽车的流水线生产让汽车价格大跌，而俄国则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增派了驻军，觊觎外蒙古。
“烟土的钱，一半拨给兵工厂买钢材，一半给工兵旅修铁路。”秦开强道，“让丁文江别着急，先把煤油炼好，能供全省照明就行，柴油技术慢慢琢磨。对了，陇海铁路观音堂至潼关段修到哪了？”
“年前能铺到阌乡，离潼关只剩三十里。”杨虎城道，“工兵团的弟兄们冻裂了手，还在加班赶工。王秉初老先生设计的渭河铁路桥也快合龙了，说是用了他祖传的‘糯米灰浆’，比洋人的水泥还结实。”
秦开强点点头，想起那位倔强的老石匠。上次去工地视察，见他正拿着尺子量桥墩，冻得首哆嗦却不肯歇，嘴里念叨着“修桥是积德，得对得起黄土下的祖宗”。这样的匠人，正是陕西需要的根基。
傍晚时分，陆建章派人送来请柬，邀他去潼关“过小年，共商防务”。秦开强看了一眼就扔在桌上：“不去。告诉他，陕西军务繁忙，等过了年再说。”他知道陆建章没安好心——袁世凯对他扩军、修铁路早有不满，让陆建章来试探虚实，想趁机拿捏。
果不其然，入夜后，北京发来袁世凯的电报，语气带着警告：“陕西近年军备过盛，恐滋民怨。着令秦开强酌情缩减军费，多办民生，勿使地方生乱。”末尾还加了一句，“大总统念及翁婿情分，望你好自为之。”
“好自为之？”秦开强冷笑。此时的袁世凯，正忙着清除异己，连昔日心腹赵秉钧都因“刺宋案”被边缘化，对他这个“女婿”自然不会真的放心。缩减军费？无非是怕他势力坐大。
他提笔回电，字斟句酌：“陕西地瘠民贫，近年匪患频发，故需强军自保。所办铁路、油田皆为民生，己见成效。军费取自煤矿、烟土，未加重百姓负担。春节后当亲赴北京述职，面禀大总统。”
既表了“忠心”，又点明军费来源，还留了“述职”的活口，算是给了袁世凯台阶。
深夜，秦开强披着大衣登上城楼。腊月的寒风刮在脸上像刀子，远处的军营里传来士兵的歌声，是新编的《陕西军歌》：“陇山高，渭水长，我是陕西好儿郎”
他望着星空，思绪飘向远方。1914年的世界，正站在战争的门槛上，中国的命运也在动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