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西年（1915年）十一月二十八，温州湾的海水泛着墨蓝色，程潜站在“长安号”巡洋舰的甲板上，海风卷着咸腥味扑在脸上。被扣押的“大阪丸”号货船就锚定在不远处，甲板上的日军俘虏正被押往岸上的临时监狱，钱壮飞则被单独关押在巡洋舰的舱房里，由两名士兵看守。
“将军，沈啸从广州发来密报，”参谋手里的电报纸被海风刮得发抖，“在广州召开紧急会议，声称‘程潜扣押南方军军火，破坏北伐大计’，己下令驻韶关的部队向江西推进，摆出要开战的架势。”
程潜扶着栏杆，望着南方的海岸线，那里的云层在夜色中像团化不开的浓墨。“让刘湘的川军在赣州加强布防，”他声音沉稳，“告诉他们，只守不攻，敢来就打回去，但别主动越过省界。”他顿了顿，补充道，“把‘大阪丸’上的鸦片和军火列个清单，抄送给各省军阀和外国领事，让所有人都看看的真面目。”
此时的国内，张作霖在奉天看到程潜送来的清单，当即通电全国“声讨通敌”，还派“山林旅”的一个团南下，进驻山海关，说是“防备日军趁机捣乱”，实则为程潜助威；北洋政府在北平再次召开会议，这次没人再提“调停”，多数人主张“严惩”，却又怕引发内战，最后只发了份措辞模糊的通电，让双方“以国事为重，勿轻启战端”；上海的工商界联名致电，要求“解释军火交易真相”，否则将停止向广州供应物资，吓得广州的商铺赶紧囤积粮食，物价一夜之间涨了三成。
国外，日本驻广州领事馆见陷入困境，偷偷撤回了驻韶关的军事顾问，还对外宣称“与南方军无任何军事合作”，想与撇清关系；英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关注华南局势”，却暗中指示驻广州领事“保持中立”，谁赢帮谁；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刊登了“大阪丸”号的照片，评论称“的行为损害了中国抗战的统一性，西方应支持北方的稳定力量”。
十一月二十九，温州湾的临时监狱里，钱壮飞正对着狱卒哭嚎。“我真的只是跑腿的，”他鼻涕眼泪糊了一脸，“说那些军火是用来打小鬼子的，我哪知道是用鸦片换的？将军饶了我吧，我还知道他不少秘密，我都告诉你们！”
程潜让人把他带到审讯室，桌上摆着从他身上搜出的账本，上面详细记录了用鸦片、钨砂与日军交易的明细。“说吧，”程潜推过一杯热水，“一步想干什么？”
捧着水杯，手指抖得厉害：“他…他想联合湖南的王督军，从江西、湖南两路北伐，说是‘先打程潜，再抗日本’，还说只要拿下武汉，就能逼北洋政府让位。
程潜冷笑一声，果然如此。这眼里只有权力，哪管什么家国大义。
此时的陕北，宋向辰正指挥工人往南下的列车上装炮弹。这些炮弹是专门给江西前线准备的，弹身上刷着红漆，写着“保家卫国”西个字。“告诉刘湘将军，”他对通讯兵说，“炮弹管够，让川军弟兄们放心打，别让的人过了赣州。”
美国工程师看着工人用起重机装弹，忍不住说：“宋先生，你们的炮弹产量比三个月前翻了一倍，这速度太惊人了。”
宋向辰擦了擦脸上的煤灰，笑了：“惊人？等的人打到赣州，你们会更惊讶——咱们不光炮弹多，枪多，弟兄们的士气更旺，保准让他有来无回。”
十一月三十，广州誓师“北伐”。操场上的新兵稀稀拉拉，不少人拿着生锈的步枪，连枪托都没磨光，队伍里还能听到咳嗽声——很多人是被强征来的，根本不想打仗。
“弟兄们！”站在高台上，声嘶力竭地喊，“程潜扣押咱们的军火，是想独吞抗日功劳！咱们今天北伐，不是为了争地盘，是为了国家统一！”
一个新兵忍不住嘟囔：“用？”被旁边的军官踹了一脚，才不敢作声。
此时的国内，西川援军在赣州城外挖战壕，士兵们用镐头刨冻硬的土地，汗气在棉袄上凝成白霜。一个川军老兵对新兵说：“的人要来就让他们来，咱们有程将军送的迫击炮，有陕北的炮弹，保准让他们尝尝厉害。”；袁伯祯带着妇联的姐妹们在天津赶制棉鞋，妇女们纳鞋底的线拉得紧绷，针脚密得像铁网，一个大姐说“多纳几针，让弟兄们在江西冻不着脚”；丁文江在天津兵工厂造出了第一门高射炮，试射时精准地打下了放飞的风筝，他笑着对工人说“要是敢请日军飞机帮忙，就让他们有来无回”。
国外，日本军部见“北伐”，私下里派人与湖南的王督军接触，许诺“若能配合南方军夹击江西，战后可获得湖南的矿产开采权”，王督军摇摆不定，只派了少量部队象征性地向江西边境移动；苏联布尔什维克党见中国可能内战，暂停了对陕北的机床援助，转而观察局势，想坐收渔利；美国的驻华公使拜访程潜，带来了美国政府的“调停建议”，说“若程将军愿放钱壮飞，美方可劝说停止北伐”，程潜首接拒绝：“通敌者必须严惩，这不是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