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五年（1916年）二月十三，辽东的倒春寒来得猝不及防。佳木斯垦荒区的暖棚外，温度计跌破冰点，张作霖裹着军大衣，站在棚外听着里面的锅炉声。铁皮烟囱冒着滚滚白烟，棚内的温度表稳稳停在十五度，王二柱正指挥农工给麦苗补光，电灯的光晕里，嫩黄的叶片舒展着，丝毫没受棚外寒风的影响。
“张将军，丁先生寄来的‘增温法’真管用！”王二柱搓着冻红的手跑出来，棉裤上沾着泥土，“用锅炉烧热水，顺着管道绕棚一圈，比烧煤省一半，温度还稳当。”他指着棚顶的温度计，“就这天气，棚里的苗还在长，过十天准能移栽。”
张作霖往锅炉里添了块煤，火苗舔着炉壁，映得他脸上发烫。“给程将军发报，”他对参谋说，“让天津再送二十台锅炉来，偏远的暖棚也得配上——可不能让这倒春寒耽误了农时。”
此时的国内，沈啸在厦门港调试新到的炸药。上海炼油厂送来的“硝化甘油”装在陶罐里，裹着厚厚的棉花，他用探针蘸了点样品，在铁板上点燃，蓝色的火苗窜起半尺高。“这威力比进口的大三成，”他对老郑说，“给金门岛的日军炮楼备着，再敢增兵，就给他们尝尝咱自己造的炸药。”；孙大炮在西山的菜地里给幼苗盖草帘，昨夜的霜冻让菜苗蔫了些，他蹲在地上一株株扶正，看守想帮忙，他摆摆手说“自己的苗，得自己护着”；西川的刘湘在重庆兵工厂组装轻机枪，零件摆了满满一桌子，他拿起枪管往机匣上拧，螺纹严丝合缝，工头在一旁赞道“将军的手艺，比老工匠还地道”。
国外，日本的关东军在朝鲜半岛囤积物资，却不敢轻易越界。侦察机拍到东北暖棚外的锅炉烟囱，误以为是“新式武器”，在报告里写着“中国军队在垦荒区部署重火力”，引得东京军部一阵紧张；英国的怡和洋行见中国炸药质量好，想代理销售，沈啸让人回复“想买可以，用军舰炮管钢来换”，气得英方代表摔了茶杯；美国的杜邦公司派工程师来上海，想“指导”炼油厂生产炸药，却被中方技师问得哑口无言——中国的提炼工艺早己超越他们的老技术。
二月十西，上海的“国货商战”正酣。袁伯祯的女子实业社在南京路摆起展台，天津造的细棉布与日本布并排放着，旁边挂着放大镜，供市民比对针脚。一个穿旗袍的太太用放大镜照了半晌，指着日本布说“这针脚歪歪扭扭，还是中国布实在”，当即订了十匹。
“姐妹们，咱不光要卖布，”袁伯祯站在展台前，对着围观的市民喊道，“还要教大家认国货、用国货！咱每买一尺中国布，就等于给兵工厂多捐一颗子弹，给垦荒区多添一把锄头！”她指着远处的广告牌，上面画着穿中国布军服的士兵和用中国农具种地的农民，“这才是咱中国人该有的样子！”
此时的陕北，宋向辰在输油管道的分控室里盯着屏幕。往上海的输油量比昨天多了两成，压力表的指针微微颤动，他调大阀门，对调度员说“上海炼油厂要造炸药，得多给点油——前线的弟兄等着用呢”。
美国工程师拿着色谱分析仪，看着原油成分报告连连点头：“宋先生，你们的原油含硫量低，最适合炼炸药，比中东的油还好。”
宋向辰泡了杯浓茶，水汽模糊了镜片：“好有啥用？以前都被洋鬼子骗去当煤油烧，现在咱自己会炼了，才能变成保家卫国的家伙。”他指着窗外的钻井架，“你看那钻杆，钻得越深，咱的底气越足——这地底下的东西，终究是咱中国人的。”
二月十五，程潜在天津的兵工厂验收新造的锅炉。丁文江设计的“节能锅炉”比老式的省煤三成，蒸汽量却多两成，他让人往锅炉里添了陕北的块煤，压力表很快顶到红线。“给东北送五十台，”程潜对厂长说，“暖棚要用，兵工厂的机床也得用，让张作霖的人赶紧学会操作——别让好东西在仓库里积灰。”
他拿起锅炉的零件图，上面标着“天津铁厂造”的字样。“这钢料得再提提纯度，”他指着焊缝，“东北冷，锅炉压力大，可不能出岔子。让铁厂加把劲，咱的机器，得比小鬼子的耐冻、耐用！”
此时的国内，北洋政府在北平举办“国货表彰大会”，袁伯祯的细棉布、宋向辰的原油、丁文江的锅炉都得了奖，程潜派去的代表在会上说“国货强则国强，咱不光要造得好，还要卖得远，让全世界都用中国货”；张作霖在东北给暖棚农工发奖金，王二柱捧着银元说“这钱能给娃买新课本了，上面印着程将军说的‘耕读传家’”；沈啸在厦门港用新炸药做试验，礁石被炸出个丈深的坑，他拍着手上的灰说“小鬼子的炮楼再结实，也经不住这一下”。
国外，日本的纺织工会在东京游行，要求政府“抵制中国棉布”，却被警察驱散——首相怕影响石油进口，严令“不许生事”；苏联的贸易代表团来上海，想换中国的炸药技术，袁伯祯让人回复“拿集体农庄的拖拉机来换”，双方讨价还价，最终敲定十台拖拉机换一套工艺；美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