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五年（1916年）二月二十九，厦门港的晨雾尚未散尽，沈啸站在鱼雷艇的指挥塔上，望着远处的靶船。那是艘退役的旧商船，船身上画着巨大的太阳旗，像个笨拙的靶子漂在海面上。水兵们正给鱼雷舱装填“天津造”的蒸汽鱼雷，弹头的引信在雾中闪着冷光。
“各艇注意，距离三千米，航向三十度。”沈啸对着对讲机下令，指尖在冰冷的金属扶手上蹭了蹭。三艘鱼雷艇呈梯队散开，引擎的轰鸣被雾气裹着，显得沉闷而有力。他看了眼怀表，时针指向六点整——这是日军侦察机惯常出现的时间，正好借实战演练吓吓他们。
“发射！”随着他一声令下，三枚鱼雷拖着白色的航迹冲向靶船。片刻后，几声巨响在雾中炸开，靶船的船身断成两截，木屑混着水花飞溅，像朵畸形的浪花。水兵们爆发出欢呼，沈啸却皱着眉：“三号艇的鱼雷偏了五十米，回去校准陀螺仪！小鬼子的船可不会站着不动让你打。”
此时的国内，张作霖在东北的麦田里检查追肥效果。天津造的撒肥机己经开到了地头，农工们正往机器里装新到的“石油肥料”，黑色的颗粒顺着传送带落下，在麦行间铺成细线。王二柱扒开泥土，指着麦苗新长出的须根说：“张将军，这肥劲儿真足，三天就扎新根了！丁先生说再过半个月，就能分蘖了。”；孙大炮在西山的菜地里搭支架，番茄苗己经长到半人高，他用布条把茎秆绑在竹架上，动作仔细得像在给孩子系鞋带，看守在一旁笑他“比伺候政论还上心”；西川的刘湘在重庆兵工厂给新机枪装弹匣，三十发子弹压进去，弹匣严丝合缝，他扣动扳机空射，机括的声音清脆利落，工头说“这枪能跟天津造的比着用”。
国外，日本的金门岛驻军听到厦门港的爆炸声，慌忙架起望远镜。雾中只能看到模糊的火光，指挥官以为“中国军队在试射新炮”，赶紧给东京发报求援，却被军部骂“小题大做”；英国的远东舰队派巡逻艇靠近厦门港，想打探虚实，被沈啸的鱼雷艇驱离，艇长在报告里写着“中国鱼雷艇的机动性远超预期”；美国的海军部收到情报，说“中国的蒸汽鱼雷射程达五千米，精度堪比美军现役型号”，部长当即下令“加强与中国的海军技术交流”。
三月初一，陕北的延长油田响起了新井开钻的轰鸣声。宋向辰站在钻井架下，看着钻杆带着泥浆不断钻进地下，井架顶端的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这口井要是出油，日产至少六千桶！”他对钻井队长喊，声音盖过了机器的轰鸣，“输油管得提前接过来，用最厚的保温套——可别让这‘油龙’冻着了！”
美国工程师举着测井仪，屏幕上的曲线显示地下有厚达百米的油层。“宋先生，这是世界级的大油藏！”他激动地把数据递给宋向辰，“按这个储量，陕北油田能排进全球前五！”
宋向辰抹了把脸上的油污，指节在数据单上敲了敲：“前五？咱要争第一！”他指着远处正在铺设的输油管，管道像条银带在黄土高原上延伸，“这管子得通到武汉、广州，让南方的工厂也用上咱自己的油。小鬼子想卡咱脖子？门儿都没有！”
此时的天津，程潜正在兵工厂的绘图室里看丁文江设计的“鱼雷快艇”图纸。艇身采用流线型设计，能搭载两枚蒸汽鱼雷，艇尾装着双螺旋桨，标注的最高航速达三十五节。“这艇比现在的鱼雷艇快五节，”丁文江用铅笔指着发动机舱，“用的是陕北的重油发动机，耐磨损，适合长时间高速行驶。”
程潜用尺子量着艇身的长度：“吃水太深，得再改改。厦门港的浅滩多，吃水深了容易搁浅。”他在图纸上画了道弧线，“把艇底改成圆弧形，减少阻力，航速还能再提一提。”他抬头看向窗外，兵工厂的烟囱正喷着浓烟，“让铁厂赶紧备料，这快艇得赶在汛期前造出样品——小鬼子的巡逻艇常在浅滩晃悠，正好用它收拾。”
三月初二，沈啸在厦门港给鱼雷艇装新炮弹。天津造的“穿甲弹”弹头呈尖锥形，弹身上刻着细密的纹路，丁文江说这是“流线型设计，能减少空气阻力”。水兵们把炮弹搬进弹药舱，沈啸拿起一枚掂量：“这弹比以前的沉三成，威力咋样？”
“昨天试射过了，”老郑递过靶板照片，钢板上的弹孔边缘外翻，“三千米外能打穿五厘米厚的钢板，小鬼子的巡逻艇装甲才两厘米，跟纸糊的似的。”
沈啸把炮弹放回弹架，拍了拍水兵的肩膀：“好好保养着，这玩意儿可是咱的底气。等天津的鱼雷快艇造出来，咱就去闯闯小鬼子的‘禁航区’——让他们知道，这海不是他们说了算。”
此时的国内，上海的“女子实业社”往东北发了第三船细棉布，货舱里还塞着妇联姐妹们做的护膝，布面上绣着“保家卫国”西个字，袁伯祯在发货单上写“让垦荒的弟兄们穿着暖和，干活有劲”；北洋政府在北平颁布《石油管理条例》，规定“油田开采权归国家所有，私人开采需经政府批准，利润的三成用于国防”，程潜派去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