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秋，雁门山的风带着清冽的凉意，拂过漫山遍野的棉田。雪白的棉絮从裂开的棉桃里探出头，像无数只展翅的白鸟，在阳光下闪着柔和的光。张作霖踩着棉田的田埂，手里攥着把刚摘的棉絮，纤维蓬松得能攥出空气来。赵大虎推着独轮车跟在后面，车斗里堆满了鼓鼓囊囊的棉包，包布是袁伯祯织的粗麻布，粗粝的纹路里还沾着去年的麦糠——那是从晋北铁轨钢改造的轧花机里刚轧出来的新棉，沈振黄说“这棉纤维比重庆的细棉还长，织出的布能当铁甲用”。
“这一车棉能织五十套炮衣，”张作霖掂量着棉包的重量，独轮车的木轴发出“吱呀”的声响，轴上缠着袁伯祯寄来的棉线绳，耐磨又防滑，“沈工的兵工厂得留一半，剩下的送重庆去，让伯祯姐也尝尝咱雁门的棉。”他的裤兜里揣着个布包，里面是新磨的麦粉，用桐油纸裹了三层，是要给袁伯祯的样品，“今年的麦子磨出的粉发面快，蒸馒头能比去年的大一圈”。
兵工厂的空地上，沈振黄正指挥工人给新炮刷漆。炮身的伪装色是用雁门山的赭石调的，与秋日的山岩融成一片。他往炮膛里塞了团新棉，是刚从棉田摘的，“这棉吸潮，比旧棉絮管用，能护住膛线过冬天”。旁边堆着刚造好的炮弹，弹头涂着哑光黑漆，引信处裹着的防刺布上，绣着个极小的“雁”字——那是小李照着雁门关的轮廓绣的，针脚歪歪扭扭，却透着股认真劲儿。
程潜站在炮弹堆旁，手里翻着日军的布防图，图上的红圈被他用铅笔圈了又圈。“平绥线的日军在收缩防线，”他指着地图上的缺口，“看来是怕了咱的新炮。”他把图折起来，塞进袁伯祯织的帆布文件袋里，袋口的抽绳是用三股棉纱拧的，沈振黄说“这绳能吊起重炮，拽不断”。远处的粮仓冒出炊烟，张作霖让人蒸了新麦馒头，麦香混着棉絮的气息，在秋风里飘得很远。
重庆的纺织厂被秋日的暖阳晒得暖洋洋的。防空洞的石墙上挂满了刚染的灰布，是给雁门的弟兄们做秋装的。袁伯祯正把雁门寄来的新棉弹成棉絮，纤维在阳光下飞舞，像撒了把碎雪。小李坐在织机旁，往棉纱里掺了点羊毛，织出的布带着毛茸茸的质感，“伯祯姐，程将军的电报说，雁门的新棉收了八万斤，让咱的棉被里子全用新棉，让弟兄们盖着舒坦”。
“被面用双层布，”袁伯祯拿起剪刀，咔嚓剪断纠缠的棉絮，“里子用雁门的新棉，弹得比云还软——今年冬天怕是冷，得多絮点。”她指的是仓库里的新染料，是用雁门山的野果榨的，染出的布呈深赭色，与沈振黄的炮身伪装色一模一样，“给机枪手做的披风和炮身一个色，趴在山上谁也瞅不见”。洞外的嘉陵江水面平静，载着棉包的木船正逆流而上，船工们喊着号子，号声里混着织机的“咔嗒”声，像支秋归的歌。
八月下旬，雁门的棉田采收过半。张作霖让人把棉包搬进新修的仓库，仓库的梁是用日军的炮架改的，沈振黄特意刷了三层桐油，防蛀防潮。赵大虎往仓库的角落里撒了把花椒，是袁伯祯从重庆寄来的，说“这东西能驱虫，棉絮不会生霉”。他爬上棉包堆，往最高处插了面小旗，旗面是用防刺布拼的，红底上绣着朵棉铃花，“将军，这仓库比去年的粮仓还结实！沈工说就是炸炮也轰不开”。
兵工厂里，沈振黄的新炮试射圆满成功。三发炮弹精准命中远处的碉堡残骸，炸起的烟尘里混着棉田的白絮。程潜让人把炸碎的碉堡石块捡回来，装在木箱里，“给袁先生送去，让她看看咱的炮有多厉害——这石块能当染坊的压布石，也算物尽其用”。他望着硝烟散去的山坳，棉田在秋风里翻涌着白浪，像在为炮声欢呼。
重庆的棉被车队出发时，袁伯祯往每床棉被里塞了包芝麻糖——是用西川的新芝麻做的，甜得黏牙。“让弟兄们闲了嚼块糖，”她对押运的司机说，“就当提前尝口胜利的甜。”棉被的边角绣着小小的棉桃和炮弹图案，是女工们集体绣的，针脚虽不整齐，却透着股齐心劲儿。
雁门收到棉被时，程潜正在给哨兵分发。张作霖掀开一床棉被，新棉絮蓬松得能把脸埋进去，他忽然想起刚到雁门时的寒夜，那时还裹着打补丁的旧棉絮，如今却盖着自家棉田产的新棉，眼眶不由得发热。“这棉比啥都暖，”他把棉被往赵大虎怀里塞，“给岗哨的弟兄先盖，夜里风硬。”
沈振黄拿着床棉被往炮架上比了比，尺寸刚好能盖住炮身。“袁先生连炮的‘被子’都想着，”他笑着把棉被盖在炮上，“这炮过冬也算有新棉絮了。”炮旁的空地上，赵大虎正指挥人晾晒新收的棉絮，白花花的棉堆在阳光下像座小山，要用袁伯祯寄来的麻布罩着，防着秋雨打湿。
程潜站在粮仓和棉仓之间，看着两座仓库在夕阳下连成长长的影子，忽然觉得这雁门山就像个踏实的庄稼汉，怀里揣着麦，怀里揣着棉，怀里还揣着能打胜仗的枪炮。远处的炮群披着伪装衣，棉田翻涌着白浪，重庆的织机“咔嗒”作响，这些声音在秋风里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