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在“堡寨群”中，还设置了隐蔽的暗道。这些暗道深埋地下，入口极为隐蔽，只有大将和重要官员知晓具体位置。一旦堡寨被敌军包围，守军可通过暗道与相邻堡寨取得联系，互相支援，甚至在必要时进行突围转移。暗道内部空间虽不宽敞，但足以容纳数十人快速通行，且每隔一段距离便设有通风口和储物处，存放着干粮、饮水和简易武器，以备不时之需。
真不怪大宋要如此慎重地打造这条防线，实在是，
一来，关外的游牧民族和渔猎民族是真爱南下劫掠，这不光因为他们拥有强盗的本性，也因为他们要是不南下劫掠，碰到严冬或者别的天灾，甚至都有可能死九成的人口，因此，他们势必会南下劫掠，如此一来，大宋肯定要防止此事发生；
二来，大宋要将国都从东京搬到北京，那关宁锦防线可就成了拱卫新都的第一道咽喉要道。若这道防线有失，北方游牧民族、渔猎民族便能顺着辽西走廊直扑北京城下，届时新都危殆，大宋社稷亦将倾覆。因此，这防线不仅是军事屏障，更是大宋国运所系，容不得半点疏忽。
也正是因为清楚这些，赵寿才来亲自视察关宁锦防线。
亲自一一看过关宁锦防线的每一处防御设施了之后，赵寿才转道去了北京城。
经过重新改造，新的北京城，已不再是单纯的皇家都城，而是兼具军事防御、漕运枢纽与工业活力的“三重城郭”，其规制既承原来燕京城的雄浑骨架，又对外扩张了十几倍，还添了机器轰鸣的新生气象。
外城是北京城的第一道屏障，沿永定河与潮白河故道延展，周长足百里。钢筋灌浆”的新法筑就，底部宽达三丈五尺，顶部仍有两丈二尺，高度更是突破四丈——比大宋旧都东京的外城高出近一丈。
外城共设十座城门，其中“广渠门”与“东便门”扼守通州方向的大运河码头，门洞内铺设了铁轨，可直接衔接码头货场与城内的主要居住区；“永定门”则正对南下的官道与火车站，城门上方加装了两座生铁铸造的瞭望塔，塔内架设着能观测百里外的望远镜，塔基暗藏炮位，有十门重型李琳炮，可对任何敌人形成碾压性的火力覆盖。
穿过外城，便是内城，也是北京城的防御核心。
内城城墙虽略矮于外城（高三丈五尺），但墙体更厚，底部宽达四丈，墙面每五里便设一座“马面敌台”，敌台上不仅有传统的箭窗，还开凿了圆形炮孔，安置着可360度旋转的中型李琳炮，能对攻城敌军形成火力覆盖，也能形成交叉火力。
内城九门中，“正阳门”最为宏伟，门洞分为三道——中间一道供皇家仪仗与火车通行（铁轨从城门下横穿而过，连接内城东站与西苑行宫），两侧则供车马与人流出入，门额上“正阳门”三字由赵俣亲笔题写，鎏金铜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内城的“王府井街”已取代东京的“州桥夜市”，成为大宋新的财富核心。街道两侧的商铺多是两层砖木结构，底层是售卖丝绸、瓷器与西洋钟表的店铺，上层则是钱庄与各种金融机构的办公地。“大宋钱庄”和“皇家钱庄”的红砖大楼格外显眼，楼前的广场上竖着一根铸铁旗杆，顶端飘扬的黄龙旗下方，挂着一块巨大的木牌，上面用黑漆写着当日的金银兑换比例。
最内侧的皇城与宫城，则是大宋皇权的象征。
皇城城墙高二丈五尺，虽不似外城那般厚重，却在墙顶加装了通电的铁丝网，四角的角楼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内部设有信号室，可通过电线与内外城的炮位、烽燧联动。
皇宫各处更是领先了后世近千年用上了电照明。
紫禁城的朱墙黄瓦已初露峥嵘，虽西侧的西华门与北部的神武门仍围着脚手架，但仅看已落成的核心区域，便足以让从小生活在东京汴梁城的皇宫中的赵寿暗自惊叹。
午门的“凹”字形城楼已全然竣工，城楼高逾三丈，屋顶覆盖的黄琉璃瓦是从江南官窑特调的配方，釉色比东京宫瓦更显沉厚，阳光下泛着蜜糖般的光泽。
穿过午门，便是已修好的太和殿广场。广场地面铺着来自房山的青石板，每块石板都经过蒸汽机械打磨，拼接得严丝合缝，雨天行走也无积水。太和殿的殿基比东京的大庆殿高出三尺，三层汉白玉栏杆上雕刻的龙纹更显遒劲，殿内的十二根金柱并非传统的木质，而是外层包金的钢筋混凝土柱，柱身缠绕着鎏金铜制的龙纹，既保留了皇家威仪，又比木柱更耐虫蛀与火灾。
站在景山的万春亭上俯瞰整座北京城，能清晰看到这座城市的“中心格局”：紫禁城的黄瓦在中央熠熠生辉，内城的红墙与商铺的灰瓦层层环绕，外城的火车站与大运河的漕船遥相呼应，远处山海关方向的烽燧若隐若现。
微风拂过，既能闻到皇宫内的檀香，也能嗅到火车产生的煤烟和汽车农机车释放的尾气。
城中随处可见各种肤色、相貌迥异的人。头戴缠头的大食商人，正用生硬的汉话与绸缎庄老板讨价还价，身后的驼队在街角卸下满箱香料与琉璃；裹着纱丽的印度商人围在钱庄外，指着木牌上的金银比价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