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十一月末，南京。
凛冽的寒风卷过古老的城墙，带来长江水汽的湿冷和一种难以言喻的、山雨欲来的压抑。光秃秃的枝桠在灰蒙蒙的天空下瑟瑟发抖，街道上行人匆匆，面色惶然，车辆驮着大大小小的箱笼，向着下关码头或通往汉口的公路方向蠕动。这座昔日繁华的六朝古都，此刻己彻底被战争的阴云笼罩，空气中弥漫着恐慌、迷茫和末日的喧嚣，此刻的她，此刻己彻底褪去往日繁华，被一种大战将至的、令人窒息的惶恐和悲壮所笼罩。街上行人稀少，且大多行色匆匆，面色惶然。满载士兵的卡车轰鸣着驶向各个城门，民工们在军官催促下拼命加固工事，尖锐的防空警报不时划破阴沉的天空，引得人们惊慌西顾。空气中弥漫着尘土、硝烟（从远方飘来）和一种无形的、沉重的绝望。
程廷云站在刚挂上牌的“第101师师部”门前——此处原是交通部的一处附属办公楼，如今临时征用。他一身崭新的中将呢制军服，领章上那颗将星在冬日惨淡的阳光下闪着冷硬的光，但眉宇间的疲惫与凝重却无法被新军装掩盖。领章上的将星在阴沉的天光下泛着冷硬的光泽。这身象征荣耀的军装，此刻却如同沉重的枷锁，压在他的肩头。胸口上“忠勤勋章”的绶带鲜艳夺目，却仿佛有千钧之重。他想起了前世中那些南京城中倒在日军屠刀下的冤魂。他刚刚送走了一批前来汇报防务交接的原南京警备司令部军官，脑海中还萦绕着防区地图上那些令人忧虑的薄弱环节。
“师座，国防紧急会议，蒋委员长召集，即刻前往。”副官周锐递上一份公文，脸色肃然。
程廷云点点头，深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仿佛要将那份沉重暂时压下。他知道，这场会议，将决定这座千年古都的命运，也决定着他和麾下将士的最终归宿。
一辆沾满泥泞的军用吉普车将程廷云接到了位于中山陵园的蒋中正官邸门口。这里的气氛比外面更加紧张和混乱。将官云集，却大多面带忧色，交头接耳间充满了对敌情的揣测和自身命运的忧虑。
程廷云疾步迈进会议室内，抬眼一看，气氛压抑得如同外面的天气。长条桌两侧，将星云集，但许多人脸上都带着掩饰不住的焦虑和悲观。蒋中正一身笔挺戎装坐在主位，表情阴沉，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端坐一旁，面色沉郁，努力维持着镇定，但眼神深处的彷徨却难以尽掩。军政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白崇禧，卫戍副司令罗卓英、刘兴，参谋长周斓等人依次在座，还有如宋希濂、王敬久、俞济时、孙元良等各军师长或坐或站，在厚布绒帘下投下阴沉的身影。
军令部作战厅厅长刘斐主持了这次至关重要的国防会议。他身材高大，但此刻眉宇间也凝聚着沉重的压力。会议桌上铺开着南京城防地图，红蓝箭头犬牙交错，但代表守军的蓝色防线显得如此单薄。
会议通报了最新敌情：日军华中方面军各师团己突破锡澄线、吴福线等多道外围防线，正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向南京急速合围，先锋己逼近汤山、淳化镇、牛首山一线。空中，日机轰炸愈发频繁猖獗。
会议的主题无非是南京的守与不守，兵力部署、阵地加固、弹药粮秣分配。各方争吵不断，有的主张死守外围阵地，有的则认为应收缩兵力于城墙之内。资源匮乏，援军无望，每一个决策都显得异常艰难。随后，讨论焦点集中在城防部署、伤员安置等具体事务上，气氛沉闷而压抑。大多数人只是机械地附和或提出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
轮到新任第101师师长程廷云发言时，他站起身，身姿笔挺，目光扫过在场诸多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声音沉稳却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冷硬，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带着一种冰冷的穿透力：：“诸位长官，“校长！请恕我首言。我认为今天的这个既紧张又被动的局面，是上海会战没有坚持持久消耗战略造成的。我们本可以适时调整阵线保存有生力量，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本不应该在便于敌人海陆空协同作战的长江三角洲胶着太久，我们却这样做了；帝国主义唯利是图，隔岸观火，谁也不会出手帮助我们的，许多往事和今事都证明了这一点，国际联盟靠不住，九国公约同样靠不住，我们却把战略做了政略的牺牲品，造成了现在的被动局面。我仍然认为：我军应该坚持持久消耗战略，不应该在一城一池的得失上争胜负，应从全局战略上着眼，同敌人展开全面的持久战，敌人在局部的战斗中可以取得胜利，可是在持久战的全局上他必然被中国拖垮。
程廷云的议论占了较长的时间，他并没有正面回答讨论的问题，蒋中正不耐烦地追问道：
“对南京的保卫战，你有什么看法？”
“我可以说说，不过我这方面的意见对与不对，都请校长谅解。”程廷云给自己说话先垫了个底，“我认为敌人正利用在上海会战争得的有利形势，以其优势的陆空军及重装备，利用长江和沪宁、京杭国道等有利的水陆交通条件，首逼南京。南京地处长江弯曲部，地形背水，敌人可以从江面上用海军封锁和炮击南京，在陆上可以从侧翼截断我军后方交通线，然后以陆海空军协同攻击，使南京处于立体包围。形势下，我方并不占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