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
十月的武汉，像一艘伤痕累累的巨舰，在战争风暴的漩涡中艰难地维持着姿态。空气里混杂着江水的腥湿、煤烟的呛人、消毒药水的刺鼻，以及一种无形却无处不在的焦灼。街头的梧桐树叶开始泛黄飘落，如同这座城市日渐凋零的希望。尽管官方宣传机器仍在竭力运转，报纸上用特大号铅字印刷的“万家岭大捷”和“我军浴血奋战”等标题试图鼓舞人心，但前线的真实战况、日益频繁的空袭警报、以及江面上那些满载着人员和物资西去的船只，无不昭示着一个残酷的现实：武汉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
在武昌郊外第26军的临时军部，一座由旧学堂改建的指挥所内，气氛同样凝重。虽然获得了“飞虎旗”的殊荣和优先补充的承诺，但全军上下都清楚，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窗外，新兵训练的号子声和坦克引擎的轰鸣声不绝于耳，显露出一支军队在绝境中求生的顽强活力。然而， 在外面紧张又不失热烈的训练号角声中，军长程廷云却独自面对着一幅占据整面墙壁的巨幅军事地图，陷入了深深的沉默。
地图上，代表日军的蓝色箭头狰狞而刺眼，从北面的信阳、东面的田家镇、东南面的瑞昌等多个方向，如同几条饥饿的毒蛇，向着武汉这个巨大的红色圆心缠绕、噬咬。敌我双方的控制区域犬牙交错，许多原本属于我方的标记己被蓝色的“x”覆盖。程廷云的目光在这些激烈的交战区域上一一扫过，他的眉头紧锁，不是因为眼前的危局——这在他的预料之中，而是因为他的视线最终总是会不受控制地越过武汉战场，落在地图右下角那片用浅绿色标示的、濒临南海的广阔区域——广东。
那里，海岸线曲折蜿蜒，标注着“大亚湾”、“红海湾”、“珠江口”等地名的字样，在他眼中仿佛带着某种不祥的血色光芒。属于另一个时空的记忆，如同深水炸弹般在他脑海中不断引爆，留下清晰的回响：“1938年10月12日，日军第21军在大亚湾登陆守军溃败10月21日，广州沦陷粤汉铁路生命线被切断” 这些信息冰冷而确切，带着历史定论的沉重，一遍遍拷问着他的灵魂。他知道，一场远比万家岭战役更具战略毁灭性的灾难，正在南中国那片看似平静的海岸线外蓄势待发，其带来的冲击波将彻底颠覆整个抗战的南线格局，加速武汉的失守，并将战争拖入更深的泥潭。
这种超越时代的“预知”并未给他带来任何优越感，反而赋予他一种近乎窒息的无力与焦灼。他仿佛一个站在舞台边的观众，眼睁睁看着悲剧按照既定的剧本一幕幕上演，却无法冲上台去改变任何一句台词。他必须尝试，哪怕他的声音在历史的洪钟大吕面前微弱如蚊蚋。
数日后，在汉口那座戒备森严的商业银行大厦内，军委会最高军事会议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会议室里将星云集，烟雾缭绕，但沉闷的咳嗽声和偶尔杯盖与杯沿碰撞的轻响，反而衬托出了一种死寂。墙壁上巨大的地图与程廷云军部的那幅如出一辙，只是上面的蓝色箭头又向前推进了不少。
常凯申身着戎装，端坐主位，面色蜡黄，眼窝深陷，连续数月的巨大压力让这位中国最高统帅显得异常憔悴。他听着各部主官汇报战况，多是“伤亡惨重，需撤至二线阵地”、“弹药告罄，请求补充”、“敌军火力凶猛，阵地多处被毁”之类的坏消息。他的手指时而神经质地敲击着桌面，时而紧紧握拳，手背上青筋暴起。
当轮到位列末座的程廷云发言时，他整理了一下风纪扣，沉稳地站起身，走到了地图前。他没有像其他将领那样仅仅汇报本部队情况，而是拿起那根细长的木质教鞭，将其指向了那片让他在无数个夜晚辗转反侧的区域。
“委座，诸位长官，”程廷云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回荡在寂静的会议室里，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教鞭的尖端稳稳地落在“大亚湾”三个字上，仿佛要将其戳穿。“目前武汉战事惨烈，我军将士虽浴血奋战，然敌我装备、火力差距悬殊，局势之艰难，毋庸讳言。然，职部近日反复思量，深以为忧者，并非眼前之武汉，而在于此地——华南！”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何应钦若有所思的脸、白崇禧冷静审视的眼神，以及其他将领或疑惑、或不解、甚或略带讥诮的表情。
“日军战略，向来狡诈凶悍，绝不甘心仅与我在武汉一隅进行消耗战。其海军实力冠绝亚洲，投送能力远超我军想象。诸位请看，”教鞭沿着广东海岸线滑动，“大亚湾至珠江口一带，滩涂平缓，港湾众多，极适于大规模登陆作战。而据职部所知，我第西战区余汉谋将军所部，兵力分散，装备窳劣，且久未经战阵，警惕性难免松懈。更兼沿海防御工事简陋，几同虚设！”
他的语气逐渐加重，带着一种近乎悲怆的急切：“若日军窥得此虚，以一支精锐兵团，由此处实施奇袭登陆，其摩托化部队可沿东江平原长驱首入，兵锋首指广州！诸位试想——”
程廷云的声音陡然拔高，教鞭重重地敲在广州的位置上，发出“笃”的一声脆响，惊得几个正在打瞌睡的将领一个激灵。
“广州若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维系抗战经济命脉之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