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一年（1942）五月的陕北，黄土高原上刮着干燥的风。谢文渊坐在骡车上，望着远处延河畔星星点点的窑洞灯火。经过一个多月的辗转，他终于来到了这座传说中的红色圣地。
“同志，前面就是延安了。”赶车的老乡指着前方，脸上带着自豪的神情。
骡车驶过延河上的石桥，进入延安城区。与其说这是座城市，不如说是个大些的集镇。土路两旁是密密麻麻的窑洞，偶尔能看到几间砖瓦房。街上行人大多穿着打补丁的灰布军装，但人人脸上都透着昂扬的神采。
在中央组织部报到后，谢文渊被安排到抗日军政大学高级指挥班学习。让他意外的是，宿舍竟是一孔普通的窑洞，里面除了土炕和一张木桌，别无他物。
“条件简陋，委屈谢同志了。”负责接待的干事有些不好意思。
“这里很好。”谢文渊由衷地说。比起战火纷飞的前线，这孔安静的窑洞已是天堂。
高级指挥班的学员都是各根据地的旅团级干部。开学第一天，谢文渊就见到了几个熟悉的面孔——曾在太行山并肩作战的老战友。
“文渊！你也来了！”一个粗豪的汉子用力拍着他的肩膀。这是冀中军区的李司令员。
故人重逢，分外亲切。当晚，几个老战友挤在谢文渊的窑洞里，畅谈别后经历。
“听说你们太岳山突围打得很苦？”李司令员问。
谢文渊简单讲述了断后作战的经过。当说到根据地失守时，窑洞里一片沉默。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一个沉稳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众人回头，看见一个戴着眼镜、气质儒雅的中年人站在门口。谢文渊认出这是曾在太行山有过一面之缘的王副部长。
“王部长！”大家连忙起身。
“坐，坐。”王副部长摆摆手，在土炕上坐下，“谢文渊同志，你的作战报告总部已经研究了。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能保住主力，很不容易。”
“可惜还是丢了根据地...”
“根据地丢了可以再建，只要抗日的火种不灭。”王副部长话锋一转，“知道为什么调你们来学习吗？”
众人摇头。
“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我们需要一大批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指挥员。”王副部长看着谢文渊，“特别是你这样的特种作战专家。”
第二天，学习正式开始。第一堂课是战略学，教官竟然是位留着长须的老者，据说曾是保定军校的教官。
“谢文渊，”老者点名道，“你来说说，如何看待当前抗战的形势？”
谢文渊站起身，略作思考：“日军虽强，但兵力分散，补给线过长。我军虽弱，但得道多助，有广大民众支持。只要坚持持久战，胜利必然属于我们。”
老者满意地点点头：“说得不错。但具体要如何坚持？”
这个问题让谢文渊陷入沉思。是啊，在日军重重封锁下，要如何坚持？
接下来的课程给了他答案。政治工作、群众路线、生产自救...这些全新的理念让他豁然开朗。
特别是一门“特种作战理论与实践”的课程，更让他如鱼得水。教官对他的敌后作战经验十分赞赏，经常在课堂上让他分享案例。
“谢同志在太岳山创造的‘火海战术’，很有借鉴意义。”教官评价道。
但学习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在一次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讨论中，谢文渊与一位来自南方的学员发生了争执。
“打仗就是要令行禁止，搞民主会贻误战机！”那位学员坚持道。
“但如果没有民主，指挥员就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谢文渊反驳。
争论最终惊动了校领导。让谢文渊意外的是，领导并没有简单评判对错，而是组织了一场辩论会，让双方充分阐述观点。
这场辩论持续了整整一天。最后，大家达成共识：军事民主与战场纪律是辩证统一的。
“这就是延安的方式。”课后，王副部长对谢文渊说，“真理越辩越明。”
除了学习，学员们还要参加生产劳动。谢文渊被分到开荒组，每天都要上山开垦荒地。
这天，他正在挥镐开荒，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地头。
“林婉茹！”他又惊又喜。
林婉茹笑着走过来：“总部调我来中央医院进修。”
故人重逢，两人有说不完的话。从太岳山突围到延安见闻，从战友近况到学习心得。
“你知道吗，”林婉茹轻声说，“小林同志也来延安了。”
这个消息让谢文渊十分惊喜。自从太岳山分别后，他一直担心小林的安危。
在中央医院，谢文渊见到了正在康复的小林。这个日本青年比在太岳山时胖了些，脸色也红润了许多。
“谢君！”小林激动地握住他的手，“终于又见面了！”
小林现在是反战同盟的骨干，专门负责对日宣传工作。
“我写了些宣传材料，揭露日军的暴行。”小林拿出几本小册子，“希望能让更多日本士兵醒悟。”
看着这个曾经的日军军官如今为和平奔走，谢文渊深深感动。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