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元亨的手指划过太湖流域，道：
“这片菁华之地以太湖为中心，水系交通便利，诸路、府之间方便相互支持呼应，又有江浙行省治所杭州居中调度，我军若从内线进攻，便是在打攻坚战，元军则能合诸路之力，难度极大。
但若我军走外线，则形势截然不同！
我军既可经运河（从镇江路可直通绍兴路）快速输送兵员、粮草，寻求与敌主力正面决战的机会；
又可充分利用长江水道以及苏州洋（长江口至杭州湾一带海域），出奇兵跨海迂回，袭扰敌军布防薄弱的后方；且这两条路线皆可最终直通杭州路和绍兴路，相互策应，使得攻取难度大大降低。”
“其三。”
卞元亨的手指落在集庆路长江段，又指向下游诸路，道：
“集庆路地处上游，居高临下，俯瞰镇江、常州、江阴、平江、松江等下游路府。我军雄踞集庆路，则下游诸路、府的元军便如芒在背，寝食难安，必会竭力反扑，企图夺回此地。
此乃势之必然，我军与其被动等待敌人来攻，不如主动出击，将威胁消灭于萌芽！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夺取东部诸路府，既是战略扩张，亦是巩固集庆路根本的必然需要！”
简单来说，江浙行省北部是一个联系比较紧密的整体。红旗营仅取当涂和集庆路，就象是只撕开了这个整体的一个口子，必然会受到周围元军的疯狂反扑。
但若能一鼓作气，拿下整个江浙行省北部菁华地带，则能有效统合这里的人力物力，将其转化为红旗营向外扩张的强大潜力。
当然，万事万物都是一体两面。
攻取江浙行省菁华地带固然好处极大，但风险也同样巨大——这里毕竟是元廷最重要的粮仓和钱袋子，一旦易主，除非红旗营立即投降并为元廷输送粮草，否则与元廷之间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石山既然已经下定决心要取江南，自然不会害怕这些挑战。他当即明确道：
“主力进攻东线，正是我军既定的扩张战略！大有既能清淅分析此地必取，可知其中蕴藏的巨大风险？”这是要进一步考校卞元亨对潜在危机的预见性和应对思路。
卞元亨隐隐猜到元帅今日召见自己的原因，略加思索，坦诚回答道：
“风险极大，主要有三：其一，我军若全取江浙行省菁华之地，便彻底断绝了元廷赖以生存的漕粮。元廷势必不惜一切代价，调动一切可调动的力量全力反扑。
其二，自无为州以下，直至绍兴路，长江岸线及沿海海岸线绵延千馀里。
我军兵力有限，不可能处处设防，以水师目前的规模，巡守如此漫长的防线，必然左支右绌，处处都是漏洞，极易受到元军的反复袭扰，疲于奔命。
其三，绍兴路紧邻台州路，台州方国珍屡次作乱，早有窥伺庆元路、绍兴路之意。红旗营大军东进，极大概率会因挤压方国珍所部发展空间，而与其产生冲突。
甚至，若是我军进展过快，元廷意识到平江路、杭州路等地必将不保，可能会主动以高官厚禄，招揽方国珍乃至张士诚。
此二者甚至不用与我军主力作战，只需频繁出兵袭扰我军漫长的侧翼，就能让红旗营难以在沿江、沿海局域立足，无法快速有效消化新占领区。”
无论是元军、张士诚，还是方国珍，正面作战，红旗营自然不惧其中任何一方。
但若是多方势力在元廷的协调下合力，对红旗营频繁袭扰，即便是石山，也不敢妄言能在击败这些难缠对手的同时，还能顺利有效地集成内部，稳定地方。
尽管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不会太高，但作为势力领袖，不能总往好的方面想，必须未雨绸缪。
问题的关键，便是漫长的江岸和海岸线，处处设防是绝对不可能的，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又不可取，似乎唯有主动出击，查找敌方水师主力正面对决这一条路。
石山今日特意召见卞元亨，就是为了此事，他继续考校道：
“若我军集中水师力量，主动寻机与方国珍舰队进行决战，你认为有几分胜算？”
卞元亨闻言，面露纠结之色，他沉吟片刻，决定还是实话实说，坦诚己见道：
“回元帅，末将以为几无决战的可能。”
不待石山询问原因，卞元亨便详细解释，道：
“方国珍此人，极为熟悉江浙行省沿海的水文地理，且其用兵风格狡猾且谨慎，能战则战，不能战则立刻远遁，绝不纠缠。
此獠与元军周旋作战数年，每次取得大胜，基本就是两种情形：一是通过小股部队反复袭扰，趁敌疲惫松懈时发动突袭；
二是利用对复杂水道的熟悉，诱使元军船队进入浅滩或礁石区，待海水退潮，致使其搁浅混乱时再加以歼灭，几乎从未有过与元军主力舰队进行正面决战的情况。”
他语气沉重地分析后果，道：
“我水师若出动少量战船，则易被方国珍所部优势兵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
若尽遣主力出战，大张旗鼓寻求机会与其决战，则方国珍必然望风而逃，避而不战，我水师只能空耗钱粮，劳师糜饷，并且还要承担沿海陌生水域触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