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是史舜安第一次统领宗族子弟守卫丹阳县城。
去年八月，彭莹玉、项普略联军在杭州路受挫后，主力退回徽州路，还有一部人马被打散，向北进入湖州路，随后转战平江路、镇江路等地。
彼时，丹阳县兵力空虚，无力抵御这股起义军，县尹亲自登门，恳请史舜安率领乡勇入城协防。
史舜安早已响应元廷号召兴办团练，麾下有宗族子弟和依附庄客三千馀人，号称“史氏子弟兵”。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既能“报效朝廷”，又能极大提升宗族声望和对地方实际控制力的机会。
史舜安采取了“固守坚城，袭扰粮道”的策略，成功挡住了徐宋起义军残部的连续进攻，保住了丹阳县城。随后更联合符葆、张德等镇江路其他地主武装，合力剿灭了这支穷途末路的起义军。
战后，史舜安将自己的用兵心得着成《兵策》一书，在士绅阶层中传阅，名声大噪。
因此战过程中，有近千丹阳本地贫民投靠了起义军，并引军攻打史氏寨堡，触怒了史舜安。他下令将最后投降的近三千起义军全部斩杀，将其尸首垒成“京观”，用以震慑敢于反抗的“贱民”。
此举若是换成起义军来做，肯定是罄竹难书的暴行。
但史舜安做了，反而能在急于平灭乱贼的地主士绅和元廷官员中赢得“果决刚毅”的巨大声望。
江浙行省更是大力宣扬史舜安的“功绩”，正式任命他为丹阳县主簿（丹阳为“中”县，不设县丞，主簿即为佐贰官，权力不小）。
庆童此番之所以放心将丹阳县交给史舜安，正是认定他已与起义军结下血海深仇，自断退路，绝不会轻易向同是“贼寇”出身的石山投降——尽管红旗营与徐宋红巾军并不是一路人马。
不过，史舜安也不是很惧怕石山。
他其实认真研究过石山，认为红旗营虽强，攻拔城池的速度却不比去年强势崛起的徐宋红巾军快多少。
史氏子弟兵去年能击败徐宋兵马，今年即便不能战胜石山，至少也能凭借城池给予其部重创，届时便有了与之讨价还价的资本，或可保住大部分宗族利益。
只可惜，他算错了一点——红旗营，绝不是去年那支已经穷途末路的彭项联军残部可比。
最先抵达丹阳城下的，是威武卫的斥候轻骑，仅有百馀人。他们的任务是清扫战场外围，驱逐守军派出的哨探，屏蔽战场信息。
主力人马还在远处，队伍拖得很长，仅能从其扬起的烟尘和旗帜，判断其规模极为庞大。
而比红旗营军队规模更让城头守军心惊的，则是红旗营在行军、展开、列阵过程中所展现出严整、高效和沉默的压迫感。
没有喧哗，没有混乱，只有一种冰冷的的推进，仿佛一部精密的战争机器在有序运转。
史氏子弟兵确实有较强的宗族凝聚力，但他们并非悍不畏死的职业精兵。
面对城下这支明显与以往对手截然不同的军队，即便是最坚定的宗族统兵头目，心底也忍不住开始打鼓，握着兵器的手心渗出冷汗。
史舜安在长子史良祖和几名族中内核子弟的簇拥下，匆匆登上西城墙。他年约五旬，面容清癯，目光锐利，身着锦袍，并未着甲，却自有一股久居人上的威严。
史良祖紧随其侧，脸色凝重，小声提醒道：
“大人，这些红旗贼军容严整，进退有度，怕是不好对付。”
史舜安定睛向城外望去，只见威武卫的前锋部队约两千馀人，已经推进到离城墙约两里之地，迅速列成了前后两列、共四个方阵。
阵中的民夫正有条不紊地从大车上卸下预先准备好的木料，随军工匠则在军官的指挥下，快速组装各种攻城器械——云梯、楯车等。
而在这些方阵后方，还有大队兵马源源不断地从烟尘中开出，旗帜招展，刀枪如林，看其规模，总兵力恐怕不下万人！
威武卫大军经过长途行军，人马都需要适当调整，自然不可能做到纹丝不动，队形其实并不严整。但那股百战精锐特有的沉稳气质和凛冽杀气，却如同实质般压迫过来，让城头守军感到心悸。
史舜安是知兵之人，只是一眼，他便看出了眼前这支敌军与去年那支徐宋兵马的天壤之别。
这绝不是靠着一腔血勇和宗族凝聚力就能抵挡的乌合之众，而是一支组织严密、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正规军！镇江史氏手中的三千子弟兵，在红旗营面前，恐怕连塞牙缝都不够。
史舜安的脸色变幻不定，心中瞬间闪过无数念头：
元廷已经放弃此地，死守城池无异于以卵击石；宗族根基在此地，硬拼只会耗尽本宗青壮，届时便是万劫不复；或许或许另寻出路才是上策？
他行事向来果决，很快便下定了决心。
“良祖。”
史舜安的声音低沉而稳定，听不出太多情绪波动。
“你代为父出城一趟，去面见那红旗营的主将。就说我镇江史氏，愿意献出丹阳县城。”
史良祖虽然也畏惧城下的红旗营大军，想劝父亲慎重考虑对敌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