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良久，石山提笔醮墨，在呈文上写下四条批示意见：
其一，准赵琏所请，按正三品官员规格，厚敛秦从德遗体，并由赵琏亲自为其撰文立碑，记述此人为官期间治政安民的贡献，淡化其效忠元廷、顽固不化之行。
秦从德为官三十馀载，政声尚可，且未直接参与镇压红旗营的行动，双方并无血海深仇。
斯人已逝，借其身后名做些文章，既能安抚大部分旧官的情绪，稳定治下人心，亦可树立“重民生、轻愚忠”的正确价值导向，一举多得。
其二，迁蒙元镇南王孛罗不花全家入江宁城，严加看管。其王府名下所有田地、房产、商铺、库藏，尽数核查充公。
镇南王爵位始自元世祖忽必烈第九子脱欢，虽然只是蒙元诸王的第二等级，但从镇南王封地定为繁华富庶的扬州，就能看出这个王爵的含金量极高。
事实上也是如此，当今元帝妥欢帖睦尔就曾多次下诏赏赐孛罗不花，对其亲厚有加。
石山之所以留下孛罗不花的小命，自然不是因为此人血脉尊贵，就应该享有免死特权，而是为了日后红旗营征服和分化漠北草原提前谋划布局。
孛罗不花能成为吉祥物，享受了石山的“优待”，扬州城中的其他蒙古贵族就要为这个“优待”买单。着傅友德严加甄别，若无特殊利用价值者，不必押送江宁，可就地处决，以儆效尤。
其三，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秃思迷失以下，所有蒙古、色目籍官员，需逐一严格甄别。确有真才实学，且愿真心归顺为红旗营所用者，可在查实其作恶不深后，酌情留用，以观后效。
其馀冥顽不灵、平庸无能或恶行累累者，不必怜惜，尽数处决，家产悉数抄没充公。
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任何时代，高官显贵背后除了“法定允许”跟其享受好处的亲族，还有庞大的豪商、大户等利益集团，彼等倚仗权势，盘剥百姓，吸食民脂民膏。
此番政治清算的重点便是这些人，以往吞下去多少，现在都要连本带利吐出来！
这些人中难免会有无辜，但“驱虏复汉”绝不是响亮的口号，而是坚定的政治行动。
——新朝欲立，必先触动乃至打翻旧有上层的利益格局。唯有狠杀一批贵人，方可断绝本方势力中的动摇者后路，再以抄没的部分财货田产用作再分配，方能换取新生力量的真心拥戴。
其四，汉人官僚，需区别对待，不可一概而论。
贪酷害民，恶行昭彰者，明正典刑，以快人心；勤政有为，声誉尚佳者，尽力争取，量才留用；若仅微瑕且不愿投效者，可勒令其交出任上非法所得的财货后，酌情放归故里。
正如秦从德所料想的一样，红旗营势力急速扩张，需要大量精通政务的旧官僚协助治理地方，但这个新生的政权尤如幼苗，根基尚浅，不宜留用太多旧官僚，以免污染暂时还比较纯洁的队伍。
石山并不介意杀人，但杀人只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客观上讲，汉官并不会因为身份是汉人，就比蒙古、色目官员更纯洁更清廉，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汉官为了巴结异族主子，欺压起同族来，比外族更加凶残酷烈。
这些人就该明正典刑，杀之方能大快人心。
但剩馀的汉官就不能一股脑都杀了，他们以宗族、姻亲、师从、同年等复杂纽带，与众多士子和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后者也是红旗营的统治根基之一，无端牵连过广，无异于自毁长城，动摇根基。
批示完毕，石山又拿起丹徒县王宗道送来关于如何处置镇江史氏的呈文。刚翻阅到一半，胡惟庸便被亲卫带到了官厅。
“元帅！经历司经历胡惟庸奉命前来！”胡惟庸躬身行礼，声音沉稳。
“子中，坐。”
石山抬头随口招呼了一句，便继续低下头翻阅王宗道的呈文。
胡惟庸对元帅的处事习惯尚不完全熟悉，不敢真的放松，只是略显拘谨地在客座稍沾边沿，便危襟正坐，目光低垂，不敢四处打量。
他的思绪不由得飘回到一年多前。
石山挟鲁钱河大胜之威摄服郭子兴等人拿下定远时，胡惟庸尚在江南各地游学。
从旁人口中听到几经转手、早已失真的消息，只知道定远老家遭了“贼乱”，却不了解石山的为人和能力，不敢贸然回归，只能一边躲避徐宋大军制造的动乱，一边等待江北的消息。
这一等，便是近一年光景。
待到石山在徐州城外大破元廷十万大军的消息轰传天下，胡惟庸才猛然惊觉，占据自己老家的石山真是了不得的枭雄，断定此人有争霸天下的魄力和能力。
他急忙收拾行装赶回江北投效石山，但彼时石山根基已固，正准备渡江南下。
石山即便再不通元末历史，对在原历史位面上“大名鼎鼎”的胡惟庸，还是略有耳闻的。他亲自考校了此人的见识和才学后，便将其安排在元帅府经历司任职，意在近处观察其品行能力。
几个月下来，胡惟庸不仅展现出锐意进取、勇于任事的优良品质，理政思路也颇为清淅，处事手腕灵活，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