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烦躁涌上心头，让他顿觉自己建国称王，看似风光的背后，竟是如此的焦头烂额，远不如当初做盐枭时快意恩仇来得自在。
其实，他内心深处早就有了比较模糊的主张，也明白怪不得手下这群文武没能力。
——当敌对双方的实力差距大到一定程度时，己方纵有千般妙计、万种韬略，在敌人的绝对力量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对方大可一力降十会。
投降是绝不可能的，张周政权本就是很多股势力拼凑而成的散班子，之前还因为要不要接受招安的路线问题，火拼死掉了彼时的“二当家”李华甫。
自己刚刚建国称王，便屈膝投降，他张士诚岂不成了天下英雄的笑柄？
更何况，现在向元廷投降，无疑是为死去的李华甫招魂，将会动摇他的“龙头”地位。
而向还没有称王的石山投降，则更是抹不下面皮。
但与红旗营立刻硬碰硬地开战，同样是取死之道。即便尽取全国之兵，赶走了傅友德这支偏师，得到残破的扬州城，以红旗营的雄厚根基，也完全可以卷土重来。
事实上，根本做不到这一点——红旗营随时都能从一江之隔的江宁调集大军，援救扬州。甚至驻守扬州的镇朔卫就能单独轻易击败张周大军。
而张周政权则不同，无论此战是输是赢，都必将陷入与红旗营无休无止的拉锯消耗战中，从此再难向外开拓。
最终结果，只能是在这无底洞般的消耗中慢慢耗尽治下民力，然后在红旗营和元廷的联合绞杀下，彻底败亡。
思前想后，出路似乎只剩下了一条——谈判。
张士诚能做这么多年的大盐枭，周旋于官府、豪强和各路江湖人物之间，什么场面没见过？
他并不是那种只能伸不能屈的莽夫，内心深处其实能够接受与石山坐下来谈的局面，但他却不敢贸然主动遣使赶往江宁城。
因为，张士诚完全拿不准石山在这个时候进取扬州，到底是什么想法，有何种图谋？
以常理度之，红旗营既然已经拿下了扬州，继续北上攻取高邮府，进而席卷整个淮安路，将淮东与淮西根据地连成一片，这才最符合争霸天下的战略需要。
至少，换了他张士诚站在石山的位置上，拥有如此巨大的优势，是绝不可能允许自己的眼皮子底下，还存在另一个势力的所谓“国都”的。
在这种敌强我弱，对方意图不明的形势下，张周政权若是一仗未打，便主动遣使低声下气地去求饶，无疑将在战略上陷入极端被动的局面，未来恐怕只能任人宰割。
就在这进退维谷焦灼万分的时刻，红旗营使者胡惟庸的到来，恰如一阵及时雨，暂时缓解了张士诚的两难处境，也让一众焦头烂额的张周文武们暗暗松了一口气。
——胡惟庸此来，总算是代表了红旗营的一种明确态度。
无论是代表石山前来，追究张周兵马擅自入境扬州，正式宣战；还是开启谈判，都好比黑暗中亮起的一盏灯，让人看到了前方的轮廓，总好过之前那种盲目猜测，自己吓自己的恐慌状态。
张士诚的内核班底，大多是最早随他起事的各盐场灶头、豪强，此时还带着浓厚的草莽气息。
但其人好歹已经建国称王，麾下分出了文武班次，场面上的规矩还是要讲的，自是不可能学方国珍一般率性而为。
因此，他并没有一开始就让胡惟庸直接觐见，而是先由张周参知政事蒋辉负责接洽。
不消蒋辉过多地旁敲侧击，胡惟庸便坦然道明了自己的来意——奉石山元帅之命，前来与张周政权洽谈“携手抗元”之事。
至于更具体的细节，他则表示必须面见“诚王”本人，方能详谈。
之前为了应对扬州的突发变局，张士诚不得不从围攻了一段时间的山阳县匆匆撤兵，劳师远征却毫无战果（战后劫掠），本身就很挫军心士气。
如今扬州易主的消息彻底传开，张周政权内部，尤其是那些后期依附过来立场不那么坚定的部分兵马，心中已然开始动摇。
否则，朝堂之上也不会出现那等向元廷投降的声音。
对于张士诚这样新生的势力而言，信心往往比实力本身更加重要。局势拖得越久，内部的人心浮动就越厉害，形势也越发不利。
张士诚心知自己拖不起，于是在胡惟庸抵达高邮的次日，便决定在“朝会”上正式接见这位红旗营使者。
张周政权的“王宫”并不是原来的高邮府府衙，而是选了一处大户宅院改造，正殿原本是主人的厅堂，如今拆除了内部隔断，倒也显得颇为宽敞。
张士诚身着赭黄色王袍，端坐在殿北中央临时打造的御座上，虽然努力维持着威仪，但眉宇间仍难掩一丝疲惫与焦虑。
两侧文武官员依照品级排列，文左武右，虽然服饰各异，仪仗也略显简陋粗糙，却也在努力烘托几分“王家”的气派，以图震慑红旗营使者。
“红旗营元帅府经历司经历胡惟庸，奉石元帅之命，特来拜会诚王！”
胡惟庸步入殿中，站定后，向御座上的张士诚拱手一礼，声音清朗，不卑不亢。
他刻意使用了“拜会”二字来定性此次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