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次培养的工匠学徒逐步出师，这个问题也迟早会得到解决。
而且，在红旗营平定浙北的过程中，收缴了海量地方豪强武装的非制式兵器。
这些武器奇奇怪怪，还良莠不齐，大多不符合红旗营的战术要求，回炉重造又费时费力，正好可以筛选一部分，用来与张士诚交易，换取红旗营当下急需的物资或金银铜钱。
红旗营虽然从建军之后，就不断扩军，到现在已经十馀万规模，但石山每个阶段都严格控制军队规模，注重军事和民生的协调发展，防止竭泽而渔。
而张士诚这种近乎饮鸩止渴的疯狂扩军，注定难以持久。
大量青壮脱离农业生产被裹挟入张周军中，本就产粮有限的淮东地区，要不了多久就会陷入粮荒。
到那时，石山早已经拿下整个富庶的浙北产粮区，红旗营对外输出的大宗商品，就会自然而然地从兵器转向粮草。
无论粮食还是铁器，都是乱世之中至关重要的战略物资，就算是盟友，也绝不可能敞开了供应。
实际上，即便石山愿意如此做，张士诚也未必有那个购买能力。
不过，主动向张士诚出售粮食，在石山的规划中，不仅是为了赚取利润，或者团结张士诚这个暂时的盟友，更深层次的目的是为了未来浙北经济的长期稳定。
浙北地区，是蒙元最重要的大粮仓。
在本身供养着庞大脱产人口和军队的前提下，战乱前仍能每年通过漕运向北方输送百万石以上的粮食，在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更是达到了恐怖的三百五十二万石。
红旗营一旦全取浙北，石山绝不可能再给元廷漕运一颗粮。
但如此巨大的粮食产能一旦被完全释放出来，在满足自身扩军备战的须求后，必然会产生大量盈馀。
若不能及时将这些“多馀”的粮食投入到流通领域，转化为资金或其他重要物资，就只能任其在仓库中霉烂变质，这无疑会严重打击本地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不利于红旗营的长期稳定统治。
其四，双方定期互派使节，以期增进互信，及时化解可能产生的矛盾。
石山心里非常清楚，自己与张士诚的联盟纯粹是权宜之计，其牢固程度根本不取决于是否互派使节，而完全取决于双方实力的动态对比。
一旦张士诚自觉羽翼丰满，拥有了能与红旗营“扳手腕”的实力，绝不会对背弃盟约有任何心理负担。
此举，主要还是为了暂时稳住这位不安分的邻居，让张士诚能放心大胆地向北面的元廷控制区开拓，但又必须通过种种手段控制其发展速度，避免张周政权成长过快，反过来对红旗营构成威胁。
李伯升行事干练，与红旗营达成盟约意向后，就立即带着协议文本乘快船返回高邮，报请张士诚用印，以使盟约正式生效。
不过，这份盟约对于处于弱势的张周政权而言，利大于弊，以张士诚的见识和魄力，应该不会多做尤豫，基本上只是走个程序而已。
石山之所以不与李伯升细谈，一是体现身份对等，二则是他这段时间的主要精力，放在红旗营新一轮军政调整上。
军事上，石山立足于红旗营势力范围快速扩张，导致防守兵力须求急剧增加的现实，推出了重大调整：在专注于机动作战的各卫战兵之外，新增设“卫戍兵”串行。
卫戍兵没有固定的编制员额，而是根据红旗营势力范围的变化和战局需要，灵活调整所需驻守的城池和兵力数量。
前线最关键的战略节点，仍由战力强悍的各卫战兵驻防，卫戍兵则负责次一级城池守备、要道巡逻以及协助维持地方秩序，不用承担过于艰巨的野战或攻坚任务。
正因如此，卫戍兵的训练标准可以适当降低，装备也相对简单，更易于速成，其维持成本（粮饷标准）也远低于精锐的战兵。
此举的内核目的，在于将有限的钱粮用在刀刃上，让战力强悍的各卫战兵能从繁琐的守备任务中最大限度解脱出来，集中力量成拳头，投入到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方向和战役中。
需要明确的是，卫戍兵并不是辅兵，招募条件不会因此而降低，他们戍守城池期间，仍需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实质上是特殊的补充兵。
石山明确规定，日后红旗营再度扩编野战军，兵员优先从表现优异的卫戍兵中选拔。
同时，创建淘汰机制，连续两轮无法通过选拔考核者，强制其离队，以此推动卫戍兵体系的合理流动，确保其整体活力与进取心。
在治政体系上，石山同样顺应形势变化，对地方行政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
扬州原本为路，下辖一司、二县、五州，州之下又领九县，共十二城（包含部分与路治、州治同城的倚郭县），架构繁杂。
如今被张士诚从中生生“啃掉”了泰州、如皋两城，地理上已经支离破碎，自然不能再维持原有的“路”的建制。
石山果断决策，降真州为扬子县，将其与原有的扬州路治所江都县一并，新设为扬州府，任命刚刚出使张周政权有功的胡惟庸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