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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有轻重缓急，当前首要战略任务，仍是趁热打铁，攻取浙北剩馀的湖州、嘉兴、松江、杭州等路府，不宜立即叫停全线攻势，进行大规模的内部整顿。
但军纪问题关乎民心向背和军队根本，绝不能姑息。
石山雷厉风行，对破城后出现严重违纪问题的营头队率、指挥使等相关责任人，视情节轻重，给予了去职、杖责等严厉处分，并责令其部在休整期间集中整顿，深刻反省，以儆效尤。
此后俘虏的元军和投诚的豪强武装，必须经过更为严格审查和整训，严把兵员入口关，宁缺毋滥，不能因追求数量而让不合格的兵源混入，进一步败坏军纪，侵蚀红旗营的战斗力根基。
待各部略作休整，功赏到位，士气重新提振之后，石山便下达了新的进军命令：
常遇春率领擎日左卫、威武卫和抚军卫主力和部分新投效兵马，继续南下，与正在攻打吴江州的徐达所部会师，攻克吴江州后，再分兵三路，进取湖州路、嘉兴路和松江府。
江南元军主力围攻徐宋政权历时已有一年，今年年初以来更是不断收紧包围圈，荆湖大会战随时可能以徐宋的失败而告终。
石山必须抢在元军主力回师江浙之前，尽可能多地占领地盘，并初步稳定这些新占区的秩序。
为此，他只留下一半兵力的拔山左卫暂驻平江，并调已完成初步整训的擎日右卫进入平江路，与捧月卫一同，构成震慑和稳定苏州地区的内核军事力量，为他接下来大刀阔斧的整顿行动保驾护航。
消化新占领区，说起来有些玄奥，实则内核无非两点：
首先，运用暴力手段，打破某一地腐朽的旧有利益分配格局；然后，再通过重新分配权力和利益，确定新统治者的主宰地位。
无论打破旧格局的手段看起来多么激烈，甚至“粗暴”，只要最终能有效完成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便能赢得新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
反之，如果后者做得不好，那前者做得再完美，也只会落得旧势力仇恨反扑、新力量失望放弃支持，两头都不讨好的下场。
熟悉旧体系运作的降官自然需要留用一部分，以维持地方行政运转的连续性，但这只能是权宜之计，且其数量必须严格控制。
像蛮子海牙这样、昂吉儿这类异族统帅和高官，以及罪行昭彰的贪官污吏，都必须坚决处决，同时清算依附于他们的势力——后者更是重中之重。
越是繁华富庶之地，其社会上层对土地、财富、商业渠道等内核生存资源的拢断就越是惊人。
不将这些盘根错节、脑满肠肥的腐朽旧势力连根拔起，杀得他们人头滚滚，并夺取其名下产业，再将其中的一部分分配给潜在的拥护者，红旗营就不可能真正在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来。
但在推倒腐朽的旧体系，到创建起稳固有效的新体系之间，存在一个极其危险的空窗期，最易滋生混乱，引发强烈反弹。
不过，石山也早非当初，他麾下已有一套略显粗糙的行政班底和幕僚团队，不需要事事亲力亲为，更不必因为急于站稳脚跟，而向本地豪强士绅让渡过度利益，从而为未来的长治久安留下隐患。
说白了，时移世易。
红旗营大势已成，石元帅威震东南，平江路不过是石山控制下的众多路府之一。
现在，应该是平江乃至整个江南的才俊们，争相祈求石元帅赐予他们一个施展平生抱负“封妻荫子”的机会；而不是反过来，让石山去恳求他们的接纳与认可。
最先洞察到这一形势变化的，是位名叫陈基的士子。此人年近四旬，本是台州路治所临海县人，近些年才寓居平江路。
陈基敏而好学，早年曾受业于蒙元“儒林四杰”之一的黄溍，并随其师游学元大都，以其出众的才华受到元廷当权者赏识，被授予“经筵检讨”一职。
此官为翰林院属官，虽然只有从七品，却因为能时常接近皇帝，借讲解经史之机讽谏时政，实际地位远超同级接地气官，前途也比较光明。
但陈基彼时还很年轻，恃才傲物，低估了帝都官场的险恶和这份荣耀背后的风险。
他自认数次为皇帝讲经，比较了解其性情，受友人之托，代为起草谏章，卷入政争旋涡。
结果，友人政争失败，将他供出，陈基险些获罪下狱，不仅丢了前程似锦的官职，更开罪了当朝权贵，只能仓惶逃回江南回到避乱。
此后，便一直在平江坐馆授徒为生。
徜若此人象顾瑛那般从未踏入过官场，或许能安于传道授业的生活，逐渐提升自身才学，最终成为一代儒学宗师。
但其人毕竟混过大都官场，见识过蒙元帝国的顶层风光，品尝过权力的美妙滋味，再让他老死乡野，又如何能够甘心？
不然的话，陈基也不会选择寓居平江路多年，却不回仅仅数百里之外的家乡台州路。
——台州偏僻，消息闭塞，唯有在这四通八达、名流汇萃的平江路，他才能继续保持一定的声望，并时刻关注时局，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