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妾室地位远不能与正妻相比，其主要职责便是为石家开枝散叶，但她们的心性、情绪，也会直接影响到其所养育的子女，进而关系到后宅的安宁与子嗣的教养。
石山深知对妾室若太过冷落，难免会使其心生怨望，于家宅和睦不利。也不含糊，点头道：
“好吧，那我便过去。云娘你也早些歇息，我明日再来看你和铭儿。”
他这些时日确实很有些忙碌，以至于忘了林氏的生辰。
除了处理前段时日征战期间积压的政务，更要紧的是一系列紧随地盘扩张而来的人事调整。
红旗营此番东征，拓地八府数十州县，如此多的州县官吏职位，自然不可能全部留用蒙元旧官，关键岗位必须从原有的内核班底及新近投效、经过考察的人才中擢升调配。
例如，原元帅府记室参军、文思敏捷的孙炎，便被石山留在了绍兴，任命为绍兴府同知，协助徐达稳定地方，推行红旗营新政。
而其调任后空出的记室参军一职，则由新近投效，以诗文清丽见长的江州籍士子张羽接任。
又如新投效的蒙元旧官杨维桢，这位文坛泰斗似乎憋着一股劲，想要在曾经让他栽跟头的实务领域重新证明自己，竟主动请求外放，出任一县县令。
石山既然诚心招揽此人，自然不会让他以如此“高龄”和声望去担任那般“低阶”的接地气官，那非但不能人尽其才，反而可能引发士林非议。
他深思熟虑后，任命杨维桢为元帅府司直。此职掌“督录地方，纠察不法”，主要负责监督地方州县官员，防止权力滥用、吏治腐败。
至于红旗营中枢存在的问题，石山认为眼下尚未正式建国，首要任务是凝聚人心，积蓄力量，不宜让杨维桢这等性情耿直，不看对象便直言极谏的“直臣”过早介入，以免搅乱了局面。
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目前元帅府的架构尚且精干，有他亲自坐镇盯着，即便有些许问题，也掀不起太大的风浪。
而说起建国，更是近些时日来萦绕在元帅府内最重大的议题。
如今的红旗营，疆域横跨长江南北，实际控制徐黄、淮南、江浙十馀路府，影响力更辐射至张士诚、方国珍等周边势力，已是天下公认的第一反元力量。
在徐宋政权已然复灭的当下，无论石山个人是否愿意扛起领袖天下豪杰反元的大旗，元廷都必将视其为下一个必须倾力剿灭的头号目标。
自石山返回江宁这些时日，麾下文武官员已正式联名劝进了两次，言辞恳切，理由充分，无非是“天命所归”“民心所向”“克定祸乱，非王不可”之类。
只待完成“三劝三让”的古礼程序，便可顺理成章地正式建国称王。
这“三劝三让”并非是虚应故事。
它既是一种政治仪式，用以彰显“民心所附，众望所归”，避免给人以急不可耐、篡逆自立的观感；同时，也是一次对内部队伍团结度和忠诚度的检验与展示。
简单来说，谁参与了劝进，石山未必能一一记住；但谁想置身事外，甚至明确反对，那必然会在他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不过，石山称王建国已是形势使然，水到渠成的事，麾下众人或主动或被动，都明白这是大势所趋，顶多有人反应稍慢半拍，倒还真没人在这时候扫兴唱反调。
石山之所以没有立即欣然应允，除了遵循古礼程序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礼曹知事夏煜所拟议的几个国号都不太满意。
夏煜学问渊博，引经据典，先后提出了“晋”、“齐”、“宋”、“吴”等国号备选。
例如“晋”，理由是历史上在江宁（建康）建都的政权中，以晋朝疆域最为广阔。
但石山一想到司马氏得国不正、八王之乱以及后续的衣冠南渡、神州陆沉，便觉此号晦气无比。更何况，历史上还有个同样姓石，且以“晋”为国号，名声臭不可闻的后晋石敬瑭。
石山出身卑微的军户，却从未想过攀附什么“显贵”祖宗，更不愿让天下人因国号而产生任何不好的联想。
又如“宋”，理由是南朝刘宋曾在此建都，且可呼应前朝赵宋，或许能收拢部分遗民之心。
且不论历史上最为人熟知的赵宋王朝给后人留下的“积弱”印象，单说蒙元刚刚攻灭了一个“徐宋”，红旗营转头又立一个“石宋”，怎么看都显得怪异且不吉利。
至于“齐”（与石山出生地益都路的地理渊源）和“吴”（首个在江宁建都的孙吴政权），在石山看来，格局都太小，是典型的割据政权称号。
都难以承载他扫平天下、驱除蒙虏的雄心，也无法有效号召北方乃至全国的抗元力量。
不过，石山能在选择国号这等“细节”上不慌不忙，从容斟酌，根本底气在于元廷那边的反应速度，并未超出他的预料。
时近九月下旬，徐宋都城蕲水陷落的消息早已通过各种渠道传遍天下，然而元廷大都方面，却似乎陷入了某种停滞。
不仅对于此番荆湖之战中诸行省统兵将帅的封赏迟迟未见明旨下达，对于这支庞大军队下一步的作战方向，更是讳莫如深，毫无明确指令传出。
红旗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