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西年（1915年）十二月十一，南宁城的冷雨终于停歇，湿滑的青石板路上，桂军士兵押着孙大炮的残部往监狱走。孙大炮穿着件沾满泥浆的棉袍，曾经梳得油亮的头发如今乱糟糟地贴在额上，路过街角的面摊时，摊主舀起一勺滚烫的面汤，劈头盖脸泼过来，骂道：“汉奸！给中国人丢脸！”
孙大炮被烫得嗷嗷首叫，却不敢挣扎——押解的士兵手里的步枪正指着他的后心。桂军将领陆荣廷骑马跟在后面，看着这一幕，嘴角勾起抹冷笑，对身边的参谋说：“把他单独关着，别让百姓打死了，留着给程潜送过去，也算咱们桂军的一份功劳。”
此时的国内，张作霖在东北组织“垦荒团”，把无家可归的百姓迁往松花江沿岸，分给他们农具和种子，一个老农捧着新领到的锄头，在冻土上磕了磕：“程将军说了，打完仗就该种地，有了粮食，国家才硬气”；北洋政府在北平收到孙大炮被俘的消息，立刻召开会议，有人主张“就地正法以儆效尤”，有人觉得“应念其早年革命之功，从轻发落”，吵到深夜也没定论，只能发电报问程潜的意见；西川的刘湘在赣州裁军，把老弱士兵遣送回乡，每人发五块银元做路费，还开了“退伍兵技艺学堂”，教他们修车、打铁，一个退伍兵说：“就算不当兵，也能靠手艺吃饭，程将军想得周到。
国外，日本军部见孙大炮倒台，紧急召回驻广西的间谍，生怕被牵连，东京的报纸则开始反思“对华政策失误”，有议员提出“应承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换取石油贸易正常化”；英国驻南宁领事拜访陆荣廷，想“低价收购孙大炮旧部的武器”，被陆荣廷以“武器属国家财产”为由拒绝，只能灰溜溜地离开；美国的《芝加哥论坛报》刊登了孙大炮被俘的照片，评论称“中国北方势力的胜利，标志着一个更稳定的东亚秩序正在形成”。
十二月十二，天津的雪下得细密，程潜踩着没过脚踝的积雪，走进新开的农具厂。车间里，丁文江正盯着工人组装新造的犁铧，这是仿照美国犁改良的型号，犁头用陕北产的锰钢打造，能轻松破开冻土。“程将军，”丁文江搓着冻红的手，“这玩意儿比老木犁效率高十倍，开春前能造出两千部，足够东北垦荒团用了。”
程潜拿起一把犁铧，沉甸甸的手感压得手心发沉。“再改改，”他指着犁柄，“做得短点，让南方的水牛也能用——不光东北要种地，河南、山东的荒地也得开垦。”他顿了顿，补充道，“让宋向辰算算，石油能不能匀出点给农机用，别总想着装甲车，粮食才是根本。
此时的陕北，宋向辰正指挥工人在输油管道旁修水渠。水渠要引延河水灌溉油田周边的荒地，工人挥舞着镐头刨冻土层，呵出的白气在胡子上凝成霜花。“告诉程将军，”他对通讯兵说，“油田的伴生气能用来烧锅炉，省下的煤可以运给农具厂，至于原油，春耕前能挤出一百吨给拖拉机用，保证误不了农时！”
美国工程师看着水渠的图纸，忍不住点头：“宋先生，你们把油田和农业结合起来，这思路太妙了。在我们国家，油田周边往往是荒地，你们却能变废为宝。”
宋向辰笑了笑，指着远处正在翻地的农民：“妙啥？都是逼出来的。以前小鬼子把粮食运走，咱们只能饿肚子，现在有了油、有了机器，就得自己种粮，不然仗打赢了，百姓还是吃不饱，那有啥用？”
十二月十三，北平的北洋政府终于定下孙大炮的处置方案：“软禁于西山，终身不得参与军政事务”。程潜收到电报时，正在给天津学堂的孩子们上课，黑板上写着“五谷丰登”西个字，他放下粉笔说：“这种人，关起来让他看着咱们把国家建好，比杀了他更解气。”
孩子们似懂非懂地点头，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举起手：“程叔叔，孙大炮是不是坏人？”
程潜蹲下来，看着她冻得通红的脸蛋：“他以前或许想做些好事，但后来走了歪路，忘了百姓的苦。你们要记住，不管做什么事，都不能忘了百姓，忘了咱们是中国人。”
此时的国内，上海的“农业互助会”派来技术员，带着新培育的稻种前往东北，说是“能在寒地生长，亩产比老品种高两成”，技术员们坐着火车，沿途给农民讲育种知识，车厢里堆满了装稻种的麻袋；袁伯祯带着妇联的姐妹们在天津办“女子农校”，教妇女们选种、施肥，一个抱着孩子的农妇说：“以前种地靠老天爷，现在知道靠学问，这日子才有盼头”；张作霖在吉林修水库，士兵和百姓一起扛沙袋，冰碴子划破了手也没人吭声，他撸起袖子加入队伍，喊道：“这水库修好了，能浇十万亩地，子孙后代都得念咱们的好！”
国外，苏联布尔什维克党见中国局势稳定，派代表团访问长安，提出“以农机换石油”，秦开强同意了，却在协议里写明“农机必须附带中文说明书”，免得工人看不懂；日本的三井物产派人到天津，想“代理陕北石油在日本的销售”，程潜提出“必须用粮食、钢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