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五年（1916年）二月十七，辽东的冻土在春日里渐渐酥软。佳木斯垦荒区的暖棚外，王二柱正指挥农工拆卸棚膜，阳光透过稀疏的网眼洒在麦苗上，嫩黄的叶片舒展着，像无数只小手在风中摇晃。张作霖骑着马在田埂上巡查，马蹄踏过融雪的泥地，溅起细碎的水花。
“张将军，这苗能移栽了！”王二柱举着尺子跑过来，麦苗己长到五寸高，根须在营养土里盘成密实的团。“丁先生说，今天地温刚好过五度，移栽成活率能到九成。”
张作霖翻身下马，蹲在暖棚边掐了片叶子，指尖沾着清甜的汁液。“让突击队搭起遮阳棚，”他对参谋说，“刚移栽的苗经不起晒，晚上还得盖草帘——倒春寒的滋味，咱可不能再尝了。”他望着远处待耕的黑土地，像块铺开的绒毯，“告诉程将军，东北的地醒了，就等他的播种机来撒欢了。”
此时的国内，沈啸在厦门港操练鱼雷艇编队。三艘艇呈“品”字形在海面穿梭，重油发动机的轰鸣惊起一群海鸥，艇上的新机枪闪着冷光，枪口对着金门岛的方向。“弟兄们加把劲！”沈啸站在指挥艇上喊，“等东北的麦子收了，咱就有底气跟小鬼子好好算算旧账！”；孙大炮在西山的菜地里移栽番茄苗，竹架搭得歪歪扭扭，却倔强地立在土里，他边绑苗边对看守说“这苗得顺着架子长，就像国家得顺着正道走”；西川的刘湘在重庆兵工厂给新机枪校准准星，枪管架在沙袋上，他眯着眼瞄准远处的靶心，“砰”的一声，子弹正中十环，工人们爆发出叫好声。
国外，日本的关东军在朝鲜半岛偷偷调运种子，想仿制东北的耐寒麦种，却因不懂暖棚技术，播下去的种子全烂在了土里。指挥官在报告里骂“中国的麦子太娇贵”，东京军部却逼着他们“务必在春耕前搞到真品”；英国的太古洋行从上海订购了两百台天津造的播种机，说是“销往印度”，实则想拆解研究，却发现关键齿轮的钢材硬度远超他们的锻造水平；美国的农业部派来农业专家，在佳木斯蹲了三天，对着移栽的麦苗拍了几十张照片，在报告里写道“中国的农耕技术己形成完整体系，值得美国借鉴”。
二月十八，上海南京路的布庄前挤满了人。袁伯祯的女子实业社新到一批细棉布，门面上挂着“国货精品”的木牌，布样在春风里翻飞，雪白的布面映着阳光，像铺开的流云。一个洋行买办挤进来，指着布样说“给我订一百匹，要最好的”，袁伯祯笑着摆手：“先生得排队，咱中国人的布，先紧着中国人用。
“姐妹们，把布样送到各乡去！”袁伯祯对社员们说，“让乡下的裁缝也用上好布，做新衣裳给垦荒的乡亲们穿——咱的布不光要好看，更要耐穿，经得起黑土地的磨。”她指着账房里的订单，上海、南京、武汉的商号排了满满一页，“这才是咱中国布该有的样子，不用看洋人的脸色，照样卖得红火。”
此时的陕北，宋向辰在输油管道的加压站里调整阀门。往东北的输油量比往日增加了三成，压力表的指针稳稳顶在安全线边缘，管道里的原油像条苏醒的巨龙，在地下奔涌。“告诉天津，”他对调度员说，“东北的拖拉机该喝饱油了，让他们尽管开，咱的油库还满着呢！”
美国工程师举着测温仪在管道旁记录数据，保温层外的温度己升至十度，管道内的油温却控制在十五度，原油流动得顺畅无比。“宋先生，你们的温控技术太神了，”他由衷赞叹，“这精度，比美国的输油管还高。”
宋向辰往嘴里塞了块窝头，嚼得津津有味：“神啥？是弟兄们瞪着眼珠子盯出来的。东北的麦种等着拖拉机翻地，咱这管道要是掉了链子，对得起谁？”他指着远处的钻井架，新井的钻杆正往深处探，“你看那钻杆，一天钻五十米，咱的油，够他们耕十年地、打十年仗！”
二月十九，天津的兵工厂里，程潜看着工人给播种机安装新齿轮。丁文江设计的“变速齿轮”能适应不同土质，在黑土地上用高速档，在南方水田里用低速档，工人转动手柄，齿轮咬合的声音清脆利落。“这一批造两百台，”程潜对厂长说，“优先送东北，张作霖的人等着用呢。齿轮的钢材再加一成锰，别让冻土把牙崩了。”
他拿起一张东北的麦田规划图，上面用不同颜色标着播种区、灌溉区、仓储区，密密麻麻却井然有序。“让丁文江再设计套灌溉设备，”程潜指着图上的河道，“把松花江的水引到田里，别光指望老天爷下雨——咱中国人种地，得自己掌住脉。”
此时的国内，北洋政府在北平颁布《春耕物资调配令》，规定“农具、种子、化肥优先供应东北垦荒区”，程潜派去的代表在会上补充“各省要互通有无，东北缺的棉布从上海调，上海缺的铁矿从西川运”；袁伯祯的女子实业社往东北发了第一船细棉布，货舱里还塞着妇联姐妹们做的鞋垫，布包上绣着“五谷丰登”；丁文江在实验室里研制“麦种包衣剂”，用陕北的麻油混合农药，裹在种子外面，能防地下虫害，他笑着说“